现代进化论是基于考古学、生物学、
【菜科解读】
人类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模样,几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是类人猿,随着漫长的进化之路,人类才逐渐在物种中脱颖而出,成为智慧生物。
现代进化论是基于考古学、生物学、基因工程学、化石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所建立的。
其中人类基因分析的研究成果也为进化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进化论是现代科学所认可的,但是它并不是完美的理论。
一些人认为,人类可能是被高级外星文明创造出来的。
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自然科学需要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理论,而不是凭空想象的推测。

外星文明的存在也并非不可能。
在整个宇宙中,存在着无数的机会产生新的智慧生物。
对于这些外星智慧生命而言,人类并不是独特的。
如果外星文明真的存在,他们完全有可能视人类为像蚂蚁一样渺小的物种。
从漫长的时间跨度和物种演化的角度考虑,蚂蚁比人类更加成熟,更具生命力。
所以,相对而言,人类还有很多欠缺之处。
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迅猛,但与之相比,在地球这个星球上,存在了数百万年的生命物种,比如像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蚂蚁。
蚂蚁拥有上亿年的历史,甚至可以和恐龙一样在古代文明时期占有一席之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蚂蚁帝国。
蚂蚁之所以能在不断变幻的环境中生存,是因为他们体型较小,不需要太多的资源维持自己的生命,喜欢并擅长群居生活,分工明确,且不会消耗太多的资源。
不管人类在科技上有多么进步,都不可能消灭蚂蚁或者令其灭绝,而蚂蚁却可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且毫不费力地扩张自己的族群,建立繁盛的蚂蚁社会。

每一个生命物种都有自己的命运。
蚂蚁虽然不会依靠文明科技,但他们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韧性和生命力,而人类却需要不断地依靠着科技和文明的进步来保障自己的发展。
但就算如此,人类也很难逃脱自然规律的制约,光速限制就是其中之一,阻碍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发展。
因此,人类文明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们还无法预测。
在这个未知的未来,或许我们可以从蚂蚁身上汲取一些启示,学习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适应力,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此时,离京城1700里之外的河南洛阳福王府邸里,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这里上演。
宴会的食材主角是福王和几头梅花鹿,宾客是和他们的农民军兄弟们。
熊熊烈焰中,一口巨大的铁锅热气腾腾,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
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梅花鹿在锅中翻腾,突然,一个毛发被剃光的“猪油糕”样的大胖人翻出水面紧紧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
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着,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
这时,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立刻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他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已经快要烧开的热水中“游泳”。
李自成无不拍手称快得欣赏着“活物”,马上就可以和他的兄弟们享受这道大餐――“福禄(鹿)宴”中的“福”菜。
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梅花鹿已经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
天下没有不恨福王之人,农民军带着无限的恨意把福王嚼的连骨头渣都没剩。
可怜曾经的富庶之地河南,在连年灾害和福王的搜刮之下,民有饿死百万之巨。
明廷七藩封于河南,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几个月便发展到数万人,杀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
农民军在河南,最大的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
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所生,他差点夺了当时的太子之位。
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及其母亲大有关系。
明神宗极其偏爱福王,在他结婚时光赏赐就有三十万金,为他盖起了极为奢华的王府,并一次赐田四万余顷,这比一般王制的花费多出十倍之上。
来到洛阳之后,福王肆无忌惮的横征暴敛,侵渔小民,搜刮,坏事做绝。
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礼敬非常。
连年的旱蝗灾难在河南使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依旧大肆敛财,未曾拿出过一颗粮食救济灾民。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部分守城军民趁月色哗变献城投降,他们实在憎恨福王,不愿意再为他守卫城池,他们甚至为农民军引路一起攻占福王府。
守府的兵丁不战而降。
当三百斤的福王从郊外的迎恩寺被抓回的时候,曾经的洛阳百姓又落泪了,而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
这时的朱常洵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跪在李自成面前磕头不止,希望能够饶恕他的性命。
然而福气这一次没有能够再降临,福王成为了人民的口中之食,曾经在百姓身上搜刮到的民脂民膏,循环报应又回到了百姓的腹中。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
其中有一位帝王人称“蟋蟀天子”,平时最大的爱好竟然是斗蛐蛐,而且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位明君。
他就是明宣宗朱瞻基,其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奠定了前期社会的繁荣稳定,其功绩不输于和朱棣。
其实朱瞻基即位时的国家并不太平,这主要得怪朱棣留下的烂摊子。
朱棣在位期间明帝国南征北战,四次出兵安南,五次亲征漠北,还施行了六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营建天寿山陵墓等大工程。
这些工程像大山一样压在了永乐后期并不富裕的国力上,整个国家都喘不过气来。
更要命的是,朱棣还大肆诛杀建文一系的大臣,整个朝堂人人自危,更谈不上治国理政。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了,他数策并举,努力恢复国家稳定和发展。
国家战略由扩张转为收缩防守,着手解决一系列内政民生问题,且大力安抚旧臣,把朝廷从血腥高压的氛围中解放出来,明朝开始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但可惜的是,这位仁宗47岁便英年早逝,在位时间不到一年。
朱瞻基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明朝:一方面,安南战乱并未结束,战事仍在消耗国力;另一方面政治制度还没完善,经济也没有完全恢复,财政支出还是紧紧巴巴。
国内还有各路这个定时炸弹威胁皇权,江南重赋问题又急需解决,朱瞻基接手的国家可谓是。
在“地狱难度”的开局下,朱瞻基先是拿藩王这个心腹之患开刀,先发制人亲率大军奔赴乐安,平定了皇叔汉王高熙的叛乱。
他又在此基础上来了个,纵容地方卫所抽调各地王府的护卫,削去了藩王的兵力。
同时,朱瞻基对藩王的行为进行了极为严格的规定,使藩王的地位待遇一落千丈。
到了宣德末年(1435),藩王的军事实力已经差不多被彻底剪除,这样一来,老祖朱元璋设想的藩王拱卫皇权的制度基本。
在内政方面,朱瞻基完善了内阁制度,建立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体制,填补了皇帝和之间上传下达的空隙,臣僚的权利进一步被削弱。
为了更好地监督地方官员,解决地方上贪腐败坏问题,朱瞻基又设立了巡抚制度。
巡抚在地方上一待就是一二十年,他们越过三司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后来渐渐成为省级的最高负责人,该制度对明朝的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他对都察院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扩大了御史的权力,使他们可以监察到政务的方方面面;还加强了司法体制,重审了许多疑案,令冤假错案得以昭雪。
在民生方面,针对大运河运粮时消耗大、费时误农的弊端,他改革了漕运,改“支运”为“兑运”,减轻了运户的运费负担。
在制度上,他平衡了南北中不同地区的考生录取比例,让朝廷更好地吸纳各地人才。
国防军事上,朱瞻基主要实行安抚议和、缩边防守政策。
由于在安南地区几次战事不利,再加上朝廷的主要防御重点在北方蒙古上,他只好与安南议和,承认其独立。
虽然有损国威,但此举让国家脱离了安南这个战争泥潭,每年节省无数人力物力。
对于北方蒙古,朱瞻基防守安抚两手抓,优厚对待蒙古降将,对待犯边的北蒙人只是驱逐为主,并不主动出击。
柔和的边境政策确实有所成效,其在位期间,明蒙边境维持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
在稳定的社会治理下,国内政治较为清明,臣民各司其职,经济文化方面相对于永乐时期都得到了较大改观。
结合之前明仁宗的统治,这二朝被并称为“仁宣之治”,是明朝发展的。
但是朱瞻基的改革也留下了不少隐患,比如宦官地位的大幅提高。
朱瞻基确立的内阁制度给予了宦官代行“批红”权,司礼监秉笔可以代表皇帝御笔,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
朱瞻基对宦官的宠信导致了其权力空前膨胀,势力伸到了军政的各个方面,宦官恃宠而骄,祸乱纲常,贪暴害民,胡作非为,可是朱瞻基本人对此置之不理。
虽然宦官在朱瞻基在位期间不敢过于放肆,但朱瞻基去世后,由于治国无能,宦官当权。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入侵,英宗听信王振谗言亲征北伐,导致了“”,二十万京师精锐在土木堡失陷。
总体来说,朱瞻基是个明君,他革除了前朝的某些弊政,加强了中央集权,让明朝在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被动防守的边境政策虽为国家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在表象下四周邻国却是暗地里蠢蠢欲动。
他在位期间纵容宦官和武将的贪腐,使得边境火器走私严重,大明边境被渗透成了筛子。
再加上给了宦官过大的权力,皇帝一旦怠于政务,司礼监便会趁机窃柄专权。
朱瞻基对宦官的宠信最终酿成了宦官之祸,明代太监擅权可以说是自他而起,“历代奄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