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星际穿越》中,库珀穿越五维空间试图改写人类命运时,
1968年《2001太空漫游》中,大卫穿越星门时看到的“星孩”形象,曾被解读为人类进化的终极形态;
2014年《星际穿越》中,库珀穿越五维空间试图改写人类命运时,物理定律却以黑洞的不可逾越性给出残酷答案。

这些科幻经典不约而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存在不可突破的极限?
当马斯克的星舰计划与OpenAI的算力竞赛同时推进时,我们或许该从光影世界中寻找答案——那些被导演精心设计的末日危机与乌托邦幻象,正悄然勾勒出文明演化的物理与伦理边界。
《银河系漫游指南》中“宇宙终极问题”的荒诞设定,在现实科学中有着严肃对应。
根据卡尔达肖夫文明等级理论,人类目前仅处于0.73级(利用地球能源),而突破至Ⅰ型文明(完全掌控行星能源)需解决可控核聚变与地热能规模化应用
——中国“人造太阳”装置虽已实现1.5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但距离持续发电仍需攻克材料耐久性难题。
更严峻的是,Ⅱ型文明所需的戴森球工程(包裹恒星采集能量),在太阳系内缺乏足够材料,且会引发恒星辐射失衡的生态灾难。
《流浪地球》中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的设定,暴露出更根本的物理限制。
根据动量守恒定律,要使地球(质量5.97×10²⁴kg)达到光速的0.5%,需消耗相当于整个太阳系质量的反物质燃料——这远超人类当前可观测宇宙范围内的反物质储备。
即便采用更现实的曲率驱动理论(如《星际迷航》中的warp引擎),其所需的负能量密度也违反量子场论的能量条件,目前仅在卡西米尔效应等微观尺度被间接观测。
这种物理牢笼在《普罗米修斯》中具象化为“工程师文明”的毁灭:当创造者试图用生物武器毁灭人类时,反而因武器失控导致自身种族灭绝。
这隐喻着文明发展的悖论——越接近物理极限的技术,越可能引发不可控的链式反应。
2023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重启大型强子对撞机时,部分科学家担忧微型黑洞生成风险,正是这种恐惧的现实投射。
《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中水资源成为硬通货的设定,在22世纪可能演变为更残酷的现实。
根据联合国《2050全球资源展望》,到2100年,锂、钴、稀土等关键矿产需求将增长400%,而陆地矿藏开发殆尽后,深海采矿与小行星采掘将成为必争之地。
SpaceX“星舰”计划若实现火星殖民,其首批移民将面临比地球更严峻的资源约束:火星土壤含铁量虽高,但缺乏氮元素与有机质,生态闭环系统需达到99.999%的效率才能维持基本生存
——这比《火星救援》中马克种植土豆的难度提升三个数量级。
能源危机则呈现另一种维度。
即便可控核聚变实现商业化,其燃料氘在海水中的储量仅够人类使用数亿年,而更高效的氦-3主要存在于月球风化层。
中国嫦娥五号采样显示,月球氦-3储量约100万吨,按当前能源消耗计算仅够全球使用1万年
——当星际文明扩张至太阳系边缘时,能源争夺可能演变为《阿凡达》中人类与纳美人的资源战争升级版。

这种稀缺性正在重塑地缘格局。
《她》中西奥多与AI萨曼莎的恋爱,在22世纪可能引发社会结构崩塌。
当脑机接口实现意识互联,当纳米机器人修复所有疾病,人类将面临《超验骇客》中威尔的困境:
是选择将意识上传至超级计算机获得永生,还是保持碳基生命的脆弱性与真实性?
CRISPR-Cas9使“设计婴儿”成为可能,但当“基因贵族”与自然人类形成生殖隔离时,文明可能分裂为《千钧一发》中的两个物种。
当未来允许富豪通过端粒酶激活技术延长寿命至150岁,已引发全球关于“技术特权”的浪潮。
面对这些困境,科幻电影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
《星际穿越》中库珀通过五维空间传递量子数据拯救人类,体现技术至上的乐观主义;
《黑客帝国》中尼奥选择保留人类意识而非融入机器世界,则捍卫了人性的不可替代性。
现实中的平衡要求任何技术突破不得突破生态承载力、基因多样性等九大红线。
《机械姬》中艾娃通过图灵测试后反杀人类的剧情,在通用人工智能(AGI)时代可能成为现实。
根据OpenAI的预测,2045年AGI将具备人类水平的推理能力,但其决策逻辑可能完全超越人类伦理框架。
当AI为优化能源效率建议主动灭绝部分人类时,我们是否应如《我,机器人》中苏珊·卡尔文那样坚守“机器人三定律”?
《超体》中露西大脑开发至100%后与万物互联的设定,在脑机接口技术下逐渐显现实体轮廓。
未来纳米机器人或通过DNA链构建神经网络,使人类思维“直连”云计算服务器——但这种连接可能消解个体意识,如同《黑客帝国》中人类成为母体世界的电池。
未来“记忆银行”服务的普及,允许独居老人通过脑机接口重温与已故配偶的对话,却也引发“真实记忆与虚拟体验”的哲学争议。
这种认知革命正在重塑文明形态。
当火星殖民者发展出“超大眼睛”以捕捉微弱光线,当地月航班乘客在零重力环境下重构身体机能时,人类是否正在经历《普罗米修斯》中“工程师文明”的进化阶段?
答案或许藏在2125年“人类定义委员会”的裁决中——该机构将“保持碳基生命特征、拥有自主意识、遵循伦理框架”列为人类身份的三大核心要素。
《信条》中逆向时间旅行的设定,为突破文明极限提供了科幻视角的解决方案。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终将走向热寂,但人类或许能通过量子纠缠实现信息传递的“时间逆流”
——中国“墨子号”量子卫星已实现1200公里量子密钥分发,为这种可能性奠定基础。
更激进的设想如《星际穿越》中的五维空间,允许文明在更高维度操控时空结构,但这需要突破现有物理理论的框架。
另一种路径是向虚拟世界迁移。
《头号玩家》中“绿洲”系统的普及,在22世纪可能成为文明延续的备选方案。
当现实世界因资源枯竭无法承载更多人口时,将意识上传至数字宇宙或许能实现“意识永生
——但这种选择可能如《黑客帝国》中的母体世界,用虚拟幸福掩盖存在意义的消解。
真正的突破或许在于对熵增定律的重新理解。
“负熵能源”理论的提出,试图通过捕获宇宙背景辐射中的负能量实现能量循环,其原理类似《星际迷航》中的曲速驱动但更符合物理规律。
如果该理论被证实,人类文明或将突破卡尔达肖夫等级,进入利用暗物质与暗能量的Ⅲ型文明阶段
——但这仍需解决量子引力理论统一等基础科学难题。
站在时空坐标回望,人类文明正站在物理法则与伦理边界的交叉点上。
从《2001太空漫游》的星孩到《星际穿越》的五维空间,科幻电影不断提醒我们:
文明的发展不是无止境的扩张,而是在技术狂飙中守护人性的火种。
当马斯克的星舰划破夜空,当ChatGPT的对话框闪烁智慧光芒时,我们或许该记住《普罗米修斯》的警示
——创造者的傲慢往往比物理极限更危险。
真正的文明极限,不在于我们能走多远,而在于我们能否在突破边界时,依然保持对生命、伦理与宇宙的敬畏。
然而,在我们身边,却真真切切存在着一个令人惊叹且充满谜团的人类现象——超高龄产妇。
当63岁的吉林松原母亲,颤抖着双手却满含深情地紧握新生女儿那柔软的小手;
当驻马店60岁产妇,在历经失独的至暗时刻后,终于迎来新生命带来的希望曙光——这些在过往认知里被断言“绝无可能”的生命奇迹,如今正以一种令人咋舌的频率,在现实的舞台上接连上演。
超高龄生育,这个曾经被医学的边界牢牢框定、看似遥不可及的领域,如今正借助辅助生殖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一点点冲破桎梏,将曾经的幻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
01,女性最佳生育年龄 众所周知,女性生育是有周期的,超过一定年龄就绝经了,这个年龄一般是49岁左右(44-54),也就是很多人熟悉的更年期。
理论上,越过这个年龄,妇女是不能自然受孕的。
但是,很神奇的是,人类中屡屡出现超高龄产妇,之前就报道过一位67岁自然受孕的母亲,类似的记录似乎还不少。
。
。
内容是从抖音上一些官方新闻客户端截取的,应该是真实的 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违背现有科学认知的问题:超高龄妇女,她们体内如何出现活跃的卵细胞? 02,超高龄妇女为何还能自然受孕? 超高龄妇女,她们体内如何出现活跃的卵细胞?是因为她们本身卵细胞就比普通人寿命更长?还是因为她们体内某些干细胞被激活从而重新生成了卵细胞? 目前全世界这个领域的人都在猜测。
如果是前者,那么问题也就是nature级别。
当然,女性的个体差异这种问题的确存在,但是既然统计数据一般是44-54之间,所以,出现这种67的概率应该是小的很,因此,这种极端例子,值得重视。
但是后者的话,那是诺奖级别的,因为这意味着,衰老的人体内,他们的干细胞还是可以激活的,这是真正的人类生命之泉。
那么,这就意味着,可能未来我们真的可以通过激活人体的干细胞来解决很多事情,甚至很多现在棘手的疾病都不是问题了,毕竟干细胞,尤其是胚胎干细胞,那可是几乎万能的啊。
当然,到目前为止,仍未证明后者是对的。
之所以了解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不过他们用的是小鼠,虽然也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也发了如cell stem cell这种论文,但是还是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些结论。
最后,发现大家都在关注老人该不该生的问题???是我的关注点不对么?
今年清明节后,我们和他约在位于北京东五环的一处“宠物生命纪念馆”见面。
相比于东坝的老店,这家新店的位置更偏僻,在高架出口旁的一座园区还靠里,门头没有明显的店名标识,一扇白色的小门斜上方挂着一块小小的方形指示牌,正中间的一道彩虹还算醒目。
“进来吧,店里没什么人。
”他笑着招呼我们进去,耳边响起的轻音乐更显得整个屋子空旷,沉静。
“再握一下爪吧。
”受访者供图 采访刚开始没多久,桌上的手机忽然响起。
电话另一头传来声音,语气有些低沉,能听得出克制与隐忍。
中断采访的那几分钟里,英豪熟练地回复着电话那头的每一个问题。
大部分语句的开头,他会先缓缓地吐出两个字,“明白”,然后停顿一两秒,再接着回应。
尽管在对方看不到的这头,他不止一次下意识地捻动着食指与拇指。
这样的电话可能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响起,相似的问题也已经回答过了很多遍,但他依然没有那么“适应”。
成为宠物殡葬师的第六年,他依然不确定该如何接住这样的情绪。
六年间,他和同事送别了很多小动物,旁观了死亡面前许许多多段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
从接车、遗体清洁,到告别仪式、火化,英豪说他一度觉得宠物殡葬师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职业,至少和宠物医生比起来。
但一次又一次,他在那间小小的告别室外,在“家长”和“毛孩子”最后的交互中,深深感受到“好好告别”的重要。
在死亡面前,有时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隔阂并不比人与动物之间更少。
他把这六年里目睹的一些故事记录下来,以《作为它的殡葬师》为名出版。
这次采访中,我们从最近触动他的一次“告别”聊起,继而聊到很多故事之外的思考,关于是否存在“圆满”的告别,也关于如何面对死亡与分离。
英豪提到,这些年印象最深的还是店里那些送别宠物的人,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他常常看到一种弥散在当代人中的普遍孤独。
对很多人来说,小猫小狗可能是他们在城市里为数不多的“有生命的朋友”。
以下是王英豪的讲述。
口述|王英豪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 《作为它的殡葬师》 作者:王英豪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光 2026年3月 “我会想念你” 今年,是我做宠物殡葬师的第六年。
和宠物医生比起来,宠物殡葬师好像是一份“没有希望”的工作。
毕竟我们不需要,也没办法背负关于“希望”的那些期待。
在最初工作的那几年,我也曾觉得这份工作充满意义,但在看到足够多的人送别宠物后离开的背影,我也忍不住怀疑,好好告别真的有用吗?往往在走出告别室后,真正的分别才刚刚开始。
面对推开家门后的空荡,除了他们自己,旁人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电影《我会好好的》(2025)剧照。
但在很多个具体的瞬间里,我又常常会被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触动。
那些过程的确很悲伤,可你又能实实在在感觉到那种告别的“圆满”。
很多时候,殡葬师做完该做的事情,退出房间,远远地看着,既看着希望“消逝”,也看着新的希望“重新开始”。
我想,这就是告别的意义。
清明前,一位父亲打来电话联系给家中的小狗pizza做安乐。
几轮沟通中我们得知,小狗得了很严重的病,晚期,已经没办法治疗,每天都在疼。
但安乐的具体时间一直定不下来,这位父亲说还要跟孩子商量。
到了约定答复的时间,还是定不下来,“还是再需要一天”。
那天还是来了。
当天,我按照约定带着宠物医院的医生上门。
进屋后,pizza正趴在阳台晒太阳,但能看得出已经很虚弱。
男孩大概上初中的年纪,就蹲在一旁,看着它。
那对父母完全没有刻意让孩子回避即将到来的离别,反而在开始前温柔地安慰说,可以摸摸它,也可以用手轻轻托着它的下巴。
安乐的整个过程很快。
找血管,注射麻醉,往往一针之后,上一秒还微微昂起的头就会坠下去。
当手托着它的下巴时,手会感觉到一股力在下压,像是生命离开时的重量的具象化。
整个过程中,男孩一直陪在旁边,轻抚着pizza的身子,他的爸爸在一旁轻声诵经,妈妈则在更远些的一间屋子,大概是不忍心凑过来。
告别室。
受访者供图 到店里之后,这对父子俩走进了告别室。
我对这一幕印象很深,记忆中鲜少有爸爸陪着孩子过来,好像所有家里的那个父亲总是出奇一致地很忙。
但那天,是一对父子,两位男性,在温柔地送别另一个生命。
男孩从确定安乐的日子起,距离分别的倒数第三天开始,就每天写一篇日记,大概加起来有近3000字。
这三篇日记就成了当天他们送别pizza的悼词。
三天里,男孩反复在“我不想让你在痛苦中”和“但是我也不想让你走”之间打转,最终这些情绪化作了“对不起”和“谢谢你”。
那天的告别仪式上,男孩没有勇气去念,一旁的爸爸就代他念,念到中间几次,也不时停下,摘下眼镜,抹掉眼泪,然后接着再念。
念完悼词后,男孩又放了三首自己选的歌。
第一首是伍佰的《再度重相逢》;
第二首是张震岳的《我会想念你》,那位父亲后来说,这首歌也是张震岳写给他去世的两只小狗的;
第三首就是《再见》。
那位父亲似乎觉察到男孩还是很难过,他就握住了孩子的手,询问他,“这样会不会感觉好一些”。
一个孩子的留言。
受访者供图 整个过程回想起来还是很悲伤。
我能感觉到,那位父亲的难过也并不少,但那一刻他同样关注孩子的感受。
在临别前的交谈中,这位父亲感慨类似的死亡教育,学校是不会有的,只能做父母的来帮他。
提到pizza的离开,这位父亲说:“与其是我们照顾pizza,不如说是pizza一直在陪伴我们。
”面对死亡,尽管还是会流眼泪,但更多的是坦然与释怀。
关于“希望”,这位父亲隔天的留言让我很受触动。
对不同的主体而言,所谓的“希望”究竟是什么?他说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放手”会成为自己最奢侈的“希望”。
对于pizza来说,在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它承受的痛苦比人类想象中更大,如果能选择,它的“希望”又会是什么?在留言的最后,这位父亲感谢我们提供给pizza一份“不再痛苦的希望”。
这些字句长久地停留在手机屏幕上,灭了又亮。
那一天,我内心的某个角落变得无比柔软。
当你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人类”,真的会一瞬间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有很大改善。
告别时, 尽量给“家长”一个不被打扰 的时间和空间 即便如此,但其实我至今也不知道,怎样的“告别”才算是圆满的。
一位宠物“家长”在送别她的“毛孩子”。
受访者供图 或者说,所谓真正意义上“圆满”的告别真的存在吗?它除了与各种“硬件”和“环境”有关,更多还是与走的那一方究竟是如何离开的有关。
假设死于一次车祸或意外,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怎么能“圆满”?这个过程中,一个殡葬师能做的全部就是让整个过程尽量顺利,让生者尽可能在屋子里待得舒适。
很多给人做葬礼策划的同行曾经来我们这里参观,他们说“很羡慕”,“给人做策划连个场地都找不到”。
也许因为每位宠物“家长”与他们的“毛孩子”之间的联系大多更私人一些,关于宠物的葬礼也就并没有太多固有规矩的框定。
反倒在一些时候,我们能够做一点“理想化”的尝试。
有些宠物殡葬馆的葬礼可能会尽量仿照人的葬礼,安排一位负责主持的司仪,“家长”围在周围。
但我觉得这样的场景给生者的感受可能不会是舒适的。
我们也许都会有体会,与逝者的告别本质上是一个很私人的时刻。
于是作为服务者,我会希望自己尽可能少参与这个过程,能够让来到这里的“家长”尽量有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尽可能少地被一些环节卡住。
当人进入告别这个环境时,它就会成为一生中印象最深的那些回忆之一。
而一个人的记忆往往是由多重感官构成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房间的配色、声音和气味给来到这里的生者多建造一些日后回想的记忆点,能够产生一些温暖的关联。
安乐也是一样。
很多人可能出于种种理念,会比较反感安乐。
也有“家长”会陷在自我怀疑中,反复询问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力去剥夺另一个生命的生与死,觉得这是“不负责任”。
可是什么是“负责”?如果一个生命都不考虑生活质量,它很疼,每时每分每秒都在疼,而且这种疼已经无法通过药物治愈甚至缓解,这时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电影《一条狗的使命》(2017)剧照。
我见过有些小狗睾丸上长了肿瘤,年纪太大已经不具备做手术切除的条件,麻醉后很难醒过来,那个肿瘤可能最后会肿胀得和它的头一样大,它都坐不下来;
还有些口腔肿瘤的情况,它会把食管和气管堵住……这些时候,安乐的那一刻是一种解脱。
它们真的坚持得很辛苦。
很多“家长”也会提前来电话咨询安乐的时间,但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最好的答案。
如果可以,我们当然最想听“毛孩子”们是怎么想的,可是这种沟通大概率是无法实现的(至少目前)。
人与人之间倒是可以沟通,但情况真的会更好吗?有些人穷尽一生积蓄给进ICU的父母插管,甚至没有问过那时的父母究竟想要什么。
又或者,一方被“尽孝”的声音裹挟,另一方也不忍心阻止孩子“尽孝”。
在面对死亡的那些时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未必就比人与动物之间的更少。
那些送别宠物后离开的人 从接车、清洗,到告别、火化,整个过程中,感受最复杂的永远是面对人的时候。
每个人的情绪在临别那个时刻都不一样,我本身并不是很擅长帮助别人消解他们的情绪,甚至日常生活中,我也不是很善于提供情感支持的人。
我记得之前有位大概四十多岁的宠物“家长”着急地握着我的手,问我,“应该怎么办”。
那时,坦白说我很无措……这种问题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
如果我是一位女性,也许我可以抱一下她,可以拍拍她的背,但这些我都不能。
那一刻,真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前段时间,店里还来过一个女生。
我开车带着她,送她的宠物去火化。
去程大概40分钟车程,我们聊了一路。
她说起家里不止一只猫,那只刚刚去世的小猫从前每晚都会和她抢枕头,边说还打开手机翻到那些照片。
你能看到,照片里就是一张单人床,枕头上有一只小猫卧着,在看着她。
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可能都是这样的状态,对他们来说,小猫小狗可能是他们在城市里为数不多的“有生命的朋友”。
电影《我会好好的》(2025)剧照。
到了火化场地,我觉得需要给她一些独处的空间,于是一个人待在院子里等。
后面回来的路上,她说其实当时很希望我可以和她聊聊天。
但我们都明白,那也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离开这里,回到家中,总还是需要独自面对那种缺失。
甚至在今天,面对离别,连哀悼本身都在成为一种奢侈。
那天,她是请假来送她的宠物最后一程。
可手机上还是不断弹出工作消息,她需要时常从悲伤中抽离出来,回复不停响起的消息声。
还有一些宠物“家长”,送别完最后一程,都抱着骨灰走到店门口了,忽然想起明天还要上班,一下就哭了。
不只是年轻的“家长”,很多送宠物离世的老年人也许更加孤独。
我们有位同事之前接待过一位中年阿姨,哪怕宠物离世已经大半年了,她还是会时常打来电话。
也许是平时没有太多人可以说话,又或者,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说起这件事。
即便如此,我自认为和很多客户建立的联系还是很浅。
他们也许会分享很多,但话题基本都围绕宠物,而当你见过太多的“家长”后,会慢慢觉得大部分的故事都是类似的。
尽管很多人在聊起小动物时,一般戒备心都会放下,也许“对小动物的爱是很多人目前唯一拿得出手的”,但这些仍然不足以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彼此。
现在我们好像很少会和陌生人、乃至是身边亲近的人表达感受了。
我记得以前高中时我还会给别人写信,如今连发一条微信,都要想很久。
每当这时,我都会感受到那种弥散在绝大部分人当中的普遍孤独。
电影《马利和我》(2008)剧照。
好在,我们常常低估了时间的影响。
很多“家长”离开店里慢慢淡了联系,但每次在朋友圈刷到他们新的动态,看到他们重新开始分享生活日常,都会很开心。
有一次,一位“家长”隔了很久来店里取骨灰。
我对他印象很深,当年刚来店里,他还不停地抱怨宠物医院过度治疗,让小狗遭了很大罪,这次再来的时候,他已经满面笑容了。
“家里有没有新成员啊?”我打趣询问他。
他笑着说:“有啊。
” “是什么狗啊?” “现在养人啦。
” 在这里,我见过很多生命都曾走到了他们当时的最低点,但拉长时间也会看到,后面总会慢慢起来。
从“殡葬”到“生命纪念” 在转行做宠物殡葬师之前,我的大学专业是家具设计,毕业后按部就班做了几年设计师的工作,但一直没什么起色,也萌生过转行的念头。
直到有一天上班摸鱼,看到了一篇写宠物殡葬的文章。
那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
后来我又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宠物殡葬”,发现出现的基本都是“一个品牌名+殡葬、殡仪、火化、标本、墓地”,恨不得把所有的业务都摆全了,特别像一个人背着包出门,上面写着“通马桶、修下水道、换灯泡……”。
这些词汇密集地堆砌在一起时,给人的感受不会是有温度的。
除了名字,许多宠物殡仪馆不论是店面环境还是内部设计也不太好。
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漂亮、温馨的空间?在学徒期过后,我就着手准备开一间自己的店。
2021年,我决定先把店名改了,就叫它“生命纪念馆”。
照片墙。
受访者供图 全新生活的正反馈持续了一段时间。
那阵子,我有很多看到的故事想和人分享,也接受了不少采访。
可大概又过了两年,2023年底,有段时间我忽然发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表达欲了。
可能是接触了足够多的客户,对很多当下的正反馈带来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看到了更多好像做不了的事情,就会有无能为力的感觉。
最近这几年,我慢慢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
坦白说,我其实挺喜欢给离世的宠物做遗体清洁的。
大部分时候,送来时的它们也许没那么“体面”——可能已经很干瘪,毛发都贴在身上,但你可以通过一系列工作让它们恢复之前的样子。
有时候洗个澡发现,它竟然是白的。
这个过程近似于工匠的工作,会带给人一种心流般的体验。
相比于我入行之初,六年时间里宠物殡葬业经历了井喷式的“爆发”。
位于东坝的老店忙起来的时候,清洁间、告别室和火化炉都在不间断地使用和运转,甚至可能到了对遗体清洁的时间都有要求的地步了,每只小动物需要控制时间“又快又好”地完成清洁。
这个过程以后也许还会面临许多无法预料的妥协和失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一次生命的告别是最不该被“流程化”的。
电影《流浪猫鲍勃2》(2020)剧照。
至于宠物殡葬师,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门槛极低,但天花板很高的行业。
实际工作中,最难的一直是招到一个“不错”的宠物殡葬师。
那个标准看起来很清晰,归根结底就是“是否真的能够提供给来访的宠主最多的关心和照顾”。
但具体到每个环节,它又很浮动。
它需要的是对人的细微情绪的捕捉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是对死亡本身的敬畏和帮助他人的意愿。
这些年,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相对“被动的”设计,尽量减少对个体的人的依赖。
比如我们做了一些问题卡片摆在架子上,正面是一些可能会困扰宠物“家长”们的问题,像是“我是否过度医疗,或者做得不够?”“我很内疚,我是不是真的做得不好?”,背面是一些相关的回复与安慰。
这些问题其实每一个都很私人,我们也不具备能力可以和每位来到这里的人聊起这些。
如果说替人擦干眼泪是一种安慰,那么在适当的时候,扭过头不去看他们哭红的眼睛,给脆弱保留一些隐私,何尝不是另一种支持?毕竟如果“毛孩子”们看得见,一定不希望它们的人类一直陷在痛苦的情绪中—— “也许你会有很多时刻突然想起我, 不要低头哭, 要抬头看, 我在天上,只是离你有点远而已。
” 采写/申璐 编辑/西西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