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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下称“长宁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徐莉第三次在法庭上见到李琳（化名）时，对方拿出一本房产证，上面赫然写着“李琳，99%产权份额”。

此次起诉，李琳要求分割房产，一分都不能少。

被告席上，比李琳小13岁的前夫刘亮（化名）显得手足无措，一时不知如何辩驳。

这是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

李琳第一次起诉离婚时，双方刚分居三个月，因刘亮不同意离婚，且双方不符合法定离婚条件，法院判决不予离婚。

一年后，李琳再次起诉，态度坚决，刘亮见婚姻已无法挽回，最终同意调解离婚，双方婚姻关系正式解除。

而两次离婚诉讼中，李琳只字未提财产分割。

谁承想，双方婚姻关系刚解除，李琳就第三次将刘亮诉至法院。

近日，记者走进长宁法院，采访该案审判长王飞及主审法官徐莉，还原这起离奇财产纠纷案的来龙去脉。

一次始于“顺风车”的闪婚

故事的开端，始于一次偶遇。

2018年3月，36岁的李琳与23岁的刘亮因搭乘“顺风车”相识。

李琳从事房地产相关工作，离异后带着一个女儿；

刘亮刚退伍不久，在证券公司做销售，未婚。

相识一个月后，两人确立恋爱关系。

2019年1月，他们登记结婚，从初次相遇到领证，不过10个月，其间双方父母未曾见面，也未举办婚礼。

婚后初期，两人仍各自住在父母家中，未共同生活。

刘亮父母是收入不高的普通职工，多年前老宅拆迁分得的两套房屋是家庭主要财产。

其中小的一套对外出租，补贴家用；

大的一套当时价值近千万，一直登记在刘亮和父母三人名下，全家居住于此。

婚后，李琳提出，自己的孩子想就读更好的学校，需要将户口迁入刘亮家，最好能在房产中占有份额。

刘亮真心对待这段感情，对李琳的女儿也十分疼爱，便劝说父母先把房产过户给自己。

父母一开始不同意，刘亮便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劝服了他们。

2019年7月13日，刘亮父母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下称：不动产登记中心）签署赠与合同，将名下产权份额赠与刘亮。

四天后，刘亮又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李琳再次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将99%份额登记在李琳名下，自己仅留1%。

刘亮在庭审中坦言，当时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被问及产权比例，他未及深思，但为了“表忠心”，一时冲动做出了决定。

然而，这段始于偶遇的婚姻，并未持续太久。

2019年年底，双方在外租房正式共同生活，仅六个月后便分居。

离婚后不到半年，李琳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第三次将刘亮诉至法院，要求按登记比例分割房产。

一场刺破“登记表象”的探源

“这个案子太反常了。

”徐莉回忆，第三次诉讼时，李琳的态度异常强硬，完全不像普通婚姻案件中尚有情感牵绊的当事人。

更让人生疑的是，她第一次起诉离婚时不提财产，第二次起诉仍不提，离婚后才单独起诉，似乎是在刻意规避财产问题，先快速解除婚姻关系，再回过头来追索财产。

“一般来讲，夫妻离婚时基于曾经的感情基础，财产分割多有协商空间，但李琳全程只谈财产、不谈感情。

”徐莉说。

摆在法官面前的现实难题是：房产证上确实写着李琳占99%份额。

她能拿走这套价值近千万元的房产吗？

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恰好对类似情形作出了规定。

尽管该解释尚未生效，但作为对民法典的进一步阐释和细化，所体现的价值指引和导向，为合议庭的审理思路提供了重要方向。

合议庭认为，本案完全可以在民法典现有规定的框架内寻求答案。

审判长王飞提出了关键思路，他指出，要刺破物权登记的表象，回归法律本质。

民法典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而夫妻财产关系应当优先适用婚姻家庭编相关规定，正属于“除外”情形。

民法典第220条进一步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这表明房产登记本身不是确定房屋产权的唯一或不可改变的依据，它只是一种权利证明或表征。

例如，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房产，即便只登记在一方名下，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王飞进一步指出，民法典第1065条明确夫妻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方式”，其立法本意是夫妻财产归属安排，需是双方充分协商、慎重考虑后的真实合意，而非一时冲动或未经深思的行为。

本案中，刘亮将房屋产权的99%份额转给李琳，既没有正式的书面约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房产比例进行过充分协商。

因此，不能将房产登记的比例当然认定为是双方协商之后的合意。

针对李琳提出的“99%产权份额已经完成赠与”这一抗辩理由，王飞指出，夫妻间的赠与不同于普通商事交易，往往是基于对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期待，属于附有目的的特殊赠与，不能抛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定而直接适用一般赠与合同规则。

一项回归婚姻本质的裁决

既然不动产登记比例不能直接作为分割依据，那么李琳究竟应获得多少？合议庭从多个核心维度进行了综合考量。

从房屋来源来看，该房产是刘亮父母老宅拆迁所得，刘亮当年仅11岁，对该房屋无任何贡献，李琳更是毫无贡献，若让其拿走99%，意味着刘亮的父母作为这套房产的原产权人、价值最大的贡献者，很可能丧失栖身之所。

这对年迈的老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从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来看，双方婚姻关系虽持续约三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仅六个月左右，闪婚闪离，无婚礼，无共同子女，短短数月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元房产，利益失衡明显。

从公平合理性来看，李琳年长刘亮13岁，从事房地产领域工作，社会经验丰富。

在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时，她明知房屋来源，却未与刘亮的父母做任何沟通，也未提醒刘亮慎重考虑。

而刘亮的赠与虽有冲动成分，但也是出于对李琳及其女儿的善意。

因善意行为导致离婚时遭受巨大损失显然不公平，亦不合理。

从双方过错来看，并无证据证明是一方过错导致离婚，也不存在需要特别考虑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情形，李琳亦未就此提出主张。

同时，合议庭也考虑到，刘亮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行为承担相应责任，赔偿李琳的信赖利益损失，李琳为办理房产变更缴纳11.9万余元税费，且双方共同生活六个月，这些在裁决时均应予以考虑。

综上，长宁法院一审判决：案涉房产归刘亮所有，刘亮需向李琳支付房屋折价款50万元，李琳需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判决作出后，李琳不服，提起上诉。

2025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正式施行。

其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

该规定为类案裁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025年3月3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国婚姻法历经修改，一直强调感情才是婚姻的基础，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同时，法律公平保护夫妻双方的利益，在婚姻解体时亦会综合考虑双方对家庭的贡献。

”王飞说，婚内赠与的本质是心意，不能演变成情感交易，更不能成为婚姻的对价，这正是民法典倡导的价值导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关于强制执行，那些书本上没写的真相

1 拿到胜诉判决书的那一刻，绝大多数当事人的情绪会达到一个峰值，认为争议已经尘埃落定。

但作为在执行领域深耕多年的律师，我通常会建议客户在这个时候进入一个“冷静期”。

因为在法律实务中，判决只是确权，执行才是真正的利益变现。

从一份生效判决到银行卡里的余额，中间隔着的不是简单的申请手续，而是一场关于资源、信息与博弈的拉锯战。

一、 系统的边界：为什么“查无财产”是常态？ 很多当事人最不能理解的是：明明对方有车有房，为什么法院的查控系统反馈却是“无财产可供执行”？ 我们要客观地看待法院的执行系统。

目前全国法院普遍使用的“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本质上是一套自动化的行政检索工具。

它能高效地覆盖银行存款、车辆、证券等标准化财产，但它的局限性也恰恰在于它的“标准化”。

如果被执行人是一个稍有经验的“职业债务人”，他会有意识地避开这些标准化的监管。

比如，通过频繁的关联交易将资金沉淀在他人账户，或者利用保险合同、信托计划、甚至是还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房产来制造“无产”假象。

当系统检索不到这些信息时，法官由于人均办案量巨大的压力，很难有精力去进行深度的线下调查。

这时候，案子就会进入一种“程序性循环”：查控、无果、约谈、终本。

这并非法官失职，而是系统的技术边界。

二、 执行的逻辑：从“机械申请”到“战略穿透” 在执行律师的眼中，执行申请书只是一个入场券。

真正决定案子走向的，是后续的调查策略。

很多当事人会陷入“机械申请”的误区，认为只要把表格填好，剩下的就该交给法律。

但在复杂的执行案件中，“发现财产”的能力往往比“申请执行”的行为更重要。

比如，针对一个“空壳公司”，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应仅仅局限于其名下的办公设备。

我们会去溯源它的原始出资。

如果股东存在实缴不到位、抽逃出资、或者是公司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况，法律就赋予了我们“穿透”的权利。

通过追加被执行人，将公司债务转化为个人债务，这往往是破局的关键。

再比如，针对个人的逃债行为，我们不只是在看他名下有没有钱，更在看他的“生活痕迹”。

大额保单、公积金缴纳记录、甚至是其配偶名下的财产变动，都是信息拼图的一块。

通过申请律师调查令，去复核那些被忽略的流水细节，往往能找到对方隐匿财产的逻辑支点。

三、 律师的角色：一个理性的风险过滤器 关于律师在执行中的作用，我一直有个观点：律师不是变魔术的人，而是一个理性的风险过滤器。

执行过程中充满了大量的情绪化干扰——对方的挑衅、法官的冷淡、遥遥无期的等待。

这些都会让当事人做出错误的判断，比如过早地放弃执行，或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盲目信访，导致关系僵化。

专业介入的真正价值，在于将“情绪冲突”转化为“法律证据”。

我们会帮客户评估：目前的财产线索，哪些是有回款可能的，哪些只是干扰项？针对现在的法庭反馈，下一步是该申请搜查，还是该启动拒执罪的刑事自诉？ 律师的作用是根据法律规则，为当事人选择一条概率最大、成本相对合理的路径。

这不再是单纯的“扛事”，而是一种基于专业经验的风险分担。

律师通过对程序法的熟稔运用，确保当事人的每一份权利都没有因为疏忽而过期，确保每一个可能的财产切口都被深度挖掘。

如果你的案子目前正处于僵局，请不要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运气不好”或者“法律没用”。

强制执行是一门极其精细的实务操作，它需要对线索的敏锐，更需要对流程的耐心。

如果你正站在执行的十字路口，感到迷茫或疲惫，或许你可以先放下那种迫切的焦虑，找一个专业的视角，对目前的案情做一个客观的审视。

看看是否还有未被挖掘的主体，是否还有被遗漏的线索，或者是否需要调整一下进攻的节奏。

法律保护的从来不是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而是那些在规则之内、依然坚持寻找光亮的行者。

2 关于强制执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注销房产登报

法律与政策的双重挑战 近年来,登报注销房产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法律与政策挑战，登报是政府对房产进行登记的必要程序，而注销房产则意味着房产从特定的记录中被移除，这种现象在某些地区尤为突出，尤其是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与法律法规的背景下，登报注销房产不仅牵涉到法律程序的繁琐，更涉及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问题，以及未来法律体系发展的方向。

了解登报注销房产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要在报纸上刊登注销房产的消息，这主要是为了通知所有可能持有该房产相关权益的人士，如债权人、继承人或任何对该房产有潜在利益关系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明确地告知他们房产已被注销或不再属于原所有人,从而避免日后可能的纠纷。

选择合适的媒体和日期 在选择登报的媒体时，我们应该考虑其覆盖范围以及影响力，通常情况下，省级以上的主流报纸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些媒体的受众广泛且可信度较高，至于具体的刊登时间，建议选择在周末或者节假日的前一天,这样可以确保更多人看到这一消息。

撰写公告内容 在撰写登报公告时，我们要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公告应包含以下几项关键信息：简单明了地表明这是一则关于注销房产的广告，详细描述房产的基本情况（如地址、面积等），并明确指出该房产已经注销的事实。

3. 落款：注明发布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相关人员联系确认。

4. 法律声明：可以加入一句类似“本公告一经发布，即视为有效通知”的话,以增加公告的法律效力。

提交材料及费用支付 的撰写后，接下来就是向报社提交所需的材料和支付相应的费用了，一般情况下，您需要准备一份打印好的公告稿以及相关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还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作为刊发广告的成本,具体的价格会因地区和报纸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等待公示期结束 一旦完成了上述步骤，就只需要耐心等待公示期的结束了，根据不同地区的规定，这个时间可能会从一周到几个月不等，在此期间内，如果有任何异议或疑问,相关部门会对情况进行核实和处理。

办理注销手续 当公示期满且没有收到任何反对意见时，您可以正式向有关部门申请注销房产的相关手续，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填写申请表、提供必要的文件证明等，整个流程可能会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最好提前咨询专业人士的建议以确保万无一失。

“登报注销房产”虽然听起来有些复杂繁琐，但只要按照正确的程序进行操作，就可以顺利地完成这项任务，这不仅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为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让我们一起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