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史记》是金圣叹评点的六大奇书之一，不过金氏认为“奇”主要是指文辞精妙。

其实在形式上，《史记》也有一个比较奇特的地方，那就是“倒书”。

细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下简称“《将相表》”）中有些文字是倒着印的。

类似这样倒着印的文字，《将相表》中出现了将近70条。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买到错版书了？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印刷错误。

因为目前所见的《史记》版本，无一例外都是如此。

至于为什么要倒着写，着实是一个有趣却又难解的谜。

什么是倒书

《将相表》分“年代”“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五栏，记载国家大事及人事上的变动。

倒书是指“大事记”“相位”“将位”三栏中个别文字与其他文字书写方向相反，有些学者也称之为“倒文”。

对于这种现象，自汉至明，未见有学者论及，直至清康熙时汪越首先提出来讨论。

汪越在《读史记十表》中说：“《大事记》附表丞相薨、卒、免及自杀者何？重相也……不于《相位》书，而表于《大事记》，正以见相之重也。

”又说：“然则太尉置、罢，表于相位而倒置，御史大夫死、抵罪、自杀，表于将位而倒置，何也？恐此或便观览，未必有深义也。

”简单地说，汪越认为“大事记”栏中写丞相薨、卒、免等内容，是表示对丞相的尊重，而倒书是为了与皇帝、太后、诸王等主上的崩、薨有所区别。

而“相位”“将位”两栏的倒书，他则认为就是方便阅读，没有特殊含义。

在汪越之后，众多学者如陈直、施之勉、李解民、张大可、周一平等人都就倒书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倒书有特别的用意，一派认为没有微言大义。

为了解开读者们心中的疑惑，中华书局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凡是将相死、罢免等，在大事记中改换字的写法，即将字倒过来写”；

第二种是“前一栏倒写的文字是下一栏的注释或帮助文字”；

第三种是“倒文很有可能原来是写在简背面的，后人不明其义，转抄时就将简背文字用倒文的形式来表示了”。

我们认为这几种观点中，第二种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

凡是认为倒书有微言大义的观点，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倒书的内容不仅涉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死或者罢免，还包括其他内容。

如“置太尉官”“罢太尉官”记的是官职的置罢，“青翟为太子太傅”讲的是官员的改任，“五月甲申，贤老，赐金百斤”说的是大臣致仕。

这些内容都谈不上有什么微言大义在里面。

若要弄清楚倒书出现的原因，还是要从倒书的具体内容入手。

出土简牍中所见之倒书

首先，要说明一点：上一栏倒书的内容，从本质上讲是属于下一栏的，这是大家都认可的。

认为有微言大义的学者们，认为上提一栏是表示对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些大臣的重视。

而事实上，倒书应该是古人书写时一种处理文句之间关系的方法。

《史记》成书于西汉，最初应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出土的简牍中的倒书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

1993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清河村周家台三〇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被整理者命名为《历谱》的一批简中，第49号简出现了倒书（李解民《〈史记〉倒文之谜》一文中已首先指出）。

其文字如下：

丁亥 道长宿丁亥史除不坐椽曹从公 乙酉 甲申 癸未 癸未

其中“道长宿”三字就是倒书。

“‘宿长道’倒书在‘丁亥’日之上，表示此三字当属于正月丁亥日这一栏。

”很明显，这枚简中出现倒书是因为书写空间不够，倒着书写是为了表示文字归属。

这一种倒书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动倒书”。

2002年，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出土大批秦代简牍，其中编号为七六五的一枚，正面文字如下（从右至左）：

卅四年九月癸亥犴癸酉三

卅四年八月丁未犴

蔓柏丞 延卅四年八月丙申下 七六五正

木牍正面“蔓柏丞延卅四年八月丙申下”为倒书。

按照时间顺序，八月丙申日之事应在八月丁未之前，而书写者倒书于牍之左下，我们推测，倒书的文字应该为后来补记。

这一种倒书我们可以称之为“主动倒书”。

《将相表》中的倒书应该属于“主动倒书”，因为有些倒书的下一栏根本就没有书写文字，所以不存在书写空间不足的问题。

倒书只是告诉读者，这是属于下面一栏的内容。

倒书的目的是区别于正书，表示不是同一时间书写，或者不是同一人书写，或者是表示所书内容不属于一类。

《将相表》中的倒书

《将相表》中的倒书共69条，可分为记大臣与记官职两大类。

其中记大臣死亡的有38条，包括死、薨、卒、自杀、斩、腰斩、自刺杀七种情况；

记大臣去职的有23条，包括抵罪、免、罢、老、夺印、改任六种情况。

记官职的内容包括：罢太尉官4条，置太尉官3条，置司徒官1条。

上述倒书内容，多数与正书内容密切相关。

表中的正书所记，多为大臣任、迁、徙，另记大臣任职期间重要事件。

仔细研究表中的倒书，我们发现，凡倒书者，大多数有与之对应的文字，且倒书之事在前（个别为同时），与之对应之事在后（个别为同时），或在同一年，或在次年，或后几年。

在同一年对应者，倒书原应所属之栏（即下栏）有字，不在同一年对应者，下栏无字。

下面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高皇帝四年“将位”栏倒书：“周苛守荥阳，死。

” “御史大夫位”栏正书：“御史大夫汾阴侯周昌。

”

高皇帝五年“相位”栏倒书：“罢太尉官。

”“将位”栏正书：“后九月，绾为燕王。

”

孝惠二年“大事记”栏倒书：“七月辛未，何薨。

” “相位”栏正书：“七月癸巳，齐相平阳侯曹参为相国。

”

以上三条为同年对应之例。

周苛死在周昌为御史大夫之前；

“罢太尉官”与“绾为燕王”可以认为一前一后，也可以认为是同时发生；

“七月辛未”在“七月癸巳”前20余日。

我们发现，倒书之文皆可以视为与之对应的正书文字的“背景材料”，或者说是“补充说明”。

周昌为御史大夫，是因为周苛战死；

“绾为燕王”，同时“罢太尉官”；

萧何薨，故而曹参继之。

孝惠五年“大事记”栏倒书：“八月乙丑，参卒。

”

孝惠六年“相位”栏正书：“十月己巳，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

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

”

征和元年“大事记”栏倒书：“冬，贺坐为蛊死。

”

征和二年“相位”栏正书：“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彭城侯。

”

以上二例是相对应的倒书、正书不在同一年之例。

但所记之事相差也不过几个月，联系十分密切，因为事情没有发生在同一年，所以不能上下栏呼应。

征和元年的倒书大概已经不是司马迁的原文，但体例一仍其旧。

从倒书的内容看，无论其在“大事记”“相位”“将位”中的哪一栏，都是记载大臣的结局，性质一样，不应该区别对待。

总结说来，就是：正书言其始，倒书言其终，而其间的纽带是职官的更替。

正书是经，见其更替；

倒书是纬，补其不足。

《将相表》记事至鸿嘉元年，显然不可能是司马迁原作，到底是全部还是部分为后人续补，目前尚无定论。

至于《将相表》中倒书的作者，可能是司马迁和后来的续补之人，也可能只是后来续补之人；

倒书的书写时间，有可能是与正书一起完成，也可能在正书写定之后。

这两个问题目前还无法解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着去破解。

（王志勇）

《老子韩非列传》中出现三个的“老子”是同一人吗

《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涉及《史记》版本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代，这篇《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来插到了《伯夷列传》的前面，使得《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

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排次，而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门说得出口的远亲，所以老子的传记，就被提到七十列传的最前面。

这当然是荒唐的。

不过这种荒唐在唐朝烟消云散之后，还延续了好一阵子，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宋元版的《史记》里，见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是《老子伯夷列传》。

当然，到明清以后，大部分《史记》的版本恢复了原样，老子又回去跟韩非合传了。

那么，《史记》的这篇《老子韩非列传》，是如何写老子的呢？ 《老子韩非列传》写老子，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扑朔迷离。

短短的五百多个字当中，竟然出现了三个老子。

第一个老子，关于他的生平和轶事，太史公见到的材料最多。

《老子韩非列传》不仅清楚地记载了他的本乡本贯，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明确地抄下了他的姓氏、名字和职业——姓李名耳，字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大致相当于周朝的图书馆馆长），还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去周都洛阳，向这位老子请教礼仪，故事里有生动的对话，就好像是有当时的录音一样；

一个是这位老子出关著书，写了《道德经》五千言。

第二个老子，又叫老莱子。

也是楚国人，还写了本书，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说的都是道家的效用。

据说也是孔子同时代人。

第三个老子，跟前面两位相差一百多年，据说是周朝的太史，名叫儋——跟前面第一个老子的字，读音相同而字不同。

这位跟秦献公有交集，还说过一段著名的预言，就是“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这话我们在讲《秦本纪》时曾提到过。

有人说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

司马迁也搞不清楚，就索性把见到的文献都抄录在这里，并说，他只知道这位老子是个“隐君子”，也就是隐士。

这三个老子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文献中的老子——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要点》。

李零教授在文章中说，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长；

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惯例，本来应该叫李子，再加上一个老，全称就应该叫老李子，老子不过是老李子的一种省略的称呼。

而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木子李的“李”字，原本是秦国人的写法。

而在楚国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不是个“木”字，而是个“来”字。

而“来”字和“李”字，古音完全一样，字形也近似。

所以《老子韩非列传》里说的楚国的老莱子，跟那个同样是楚国人，姓李名耳，因为长寿而被称为老李子，通常省略姓氏而称为老子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老子韩非列传》的老子传部分，最诡异的，是在结束的地方，抄了一个老子后代的系谱：从老子的儿子李宗、孙子李注、曾孙李宫，排到了七世孙李解。

而最后这位李解，据说还是那位参加了七国之乱、最后自杀的西汉胶西王刘卬的老师。

司马迁并没有说，从李宗到李解这一系，是他写的两个老子里哪一个老子的后代。

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恐怕是汉朝人攀附名人而造作的产物，太史公则可能未加考证，就照抄了。

相比于老子传的扑朔迷离，《老子韩非列传》的韩非传，就要明确许多。

不过从整体上看，韩非的故事，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据《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公子，天生口吃，但很擅长写作。

他跟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早年是同门师兄弟，都拜儒学名家荀子为师，但李同学认为学习上自己不如韩同学。

韩非同学很爱国，眼见韩国日渐削弱，就多次给国王写劝谏信，但国王没有理睬他。

这让韩同学很是悲愤，就开始写写写，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

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写的书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喜欢得不得了，说：“哎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位作者，跟他交游，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这时候已经做秦丞相了，见秦始皇这么快就成了韩非的“粉丝”了，就只好告诉秦始皇：“这是韩国人韩非写的书。

”秦始皇一听，二话没说，就下令进攻韩国。

那架势，自然是见不到偶像决不罢休。

韩国国王呢，本来也没觉得韩非有啥能耐，等这边秦国逼急了，就给了韩非一个使节的头衔，打发他赶紧去秦国。

秦始皇见到自己偶像，自然是高兴啊。

但偶像是外国人，参与国内事务总还是不太放心。

这当口，李斯等人就在秦始皇跟前，挑拨这对偶像和“粉丝”间的关系了。

秦始皇呢，脑子一时“进水”，还真的把韩非给投进了监狱，结果李斯使了个坏，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韩非自杀。

韩非呢，想找“粉丝”皇帝说说清楚误会，却没有机会。

据说最后是秦始皇后悔了，让人释放韩非，但韩非却已经死了。

《老子韩非列传》里这个以悲剧告终的韩非生平故事，除了让人感慨同门师兄弟也不可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太史公抄录了一篇韩非的文章，就是《说（shuì）难》，引起了后代学者的不少疑惑和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说难》并不是西汉前期不容易见到的韩非作品，司马迁为什么要全文抄录，很难理解。

因为按照《史记》的一般原则，是不抄录在当时很流行的传记主人的著作的，只有在前人的著作散失的情况下，才会那样做。

但出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篇《说难》，显然跟《史记》的这个一般原则不相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其实不是韩非的作品，是后人拿战国纵横家的文章，冒了韩非的大名，塞进《史记》里的。

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单凭所谓的文章思想或文风，就推断《说难》的作者不是韩非，恐怕是不够慎重的。

倒是和《史记》抄录全文的一般引用原则不合这一点，提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司马迁如此看重这篇《说难》，是否还有别的更为现实的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读读《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会发现这篇以讨论如何向帝王进谏劝说的话术策略文章里，有如下一些说法。

像“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意思是尊贵的人有犯错的端倪，而建言的人明面上是提出善良的建议，客观上却可以推导出尊贵者的错误，那这建言的人自己就危险了。

又比如，“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

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龙作为一条大虫子，你是可以跟它闹，跟它玩，也可以骑骑它的。

但龙的喉头下面，有倒着长的一尺左右的龙鳞，人如果去碰触它，那龙一定会要了人的命。

帝王也有这样倒着长的龙鳞，在帝王跟前游说的人，能够不碰到帝王的倒着长的龙鳞，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在引录了包含着很多此类文辞的《说难》一文后，司马迁还特地加了一段话，说韩非的著作“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但是，“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意思是韩非的文章流传后世，很多学者手上都有抄本，言下之意，是本来并不需要我再抄一遍在这里的。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抄在这里呢？因为我唯独为韩非写了《说难》这样很懂政治套路的文章，却不能为自己逃脱灾难的套路，而深感悲哀。

如果联系司马迁的个人境遇和后半辈子充当汉武帝机要秘书长中书令的事实，您能不从这样的引文中，联想到些什么吗？ 《老子韩非列传》在老子传之后，还写了跟梁惠王同时的蒙漆园吏庄周，也就是俗称的庄子；

在韩非传之前，又写了韩昭侯时候的丞相申不害。

两传相比而言，都写得很简单。

不过，我们把《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这四家连成一个序列，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老、庄是道家，申、韩是法家，把他们放在同一篇传记里，明显是拉郎配啊。

不过，如果回到《史记》编纂的时代，这表面的拉郎配，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老子韩非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对于老、庄、申、韩四家各作过扼要的评论，他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意思是老子所推崇的道，主旨是虚无，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无所作为，所以老子写书，文辞很微妙，一般人也很难准确地体认。

庄子呢？庄子是“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意思是庄子放弃了道德之说，讨论问题天马行空，但宗旨还是归到顺其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意思是申不害倒是很勤奋，不过主要用力的方向，在循名责实。

最后，“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hé）少恩”，意思是韩非的理论，就像木匠拉了根弹墨的线，能切中现实世界中人事的要害，也分得清是是非非，但实在是太过严酷而缺乏人性了。

司马迁最后归总说，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意思是这四家的理论，都原本于《道德经》，所以老子的学说，真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啊。

但这样的解释，恐怕只能让我们大致明白，老和庄，申和韩，是各自有关的两支学术，而依然不能明白的，是从老子到庄子，如何能跟申不害和韩非扯上关系，尽管在这篇《老子韩非列传》里，太史公已经明确地写过，“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晚清时候一位叫尹继美的学者，在他自己的文集《鼎吉堂文钞》一书里，收了一篇《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谈到如何理解这篇老子、韩非合传的问题。

他说：“遁于虚则入于险，涉于幻则入于忍。

险与忍互至，而刑名之说立，此申韩学老庄，所以流于残忍刻薄而不自知也。

”大意是逃避到彻底虚幻的世界里去的人，一定会跌入危险和残忍的境地（因为没有任何的伦理束缚了）。

危险跟残忍交替出现的时候，严刑酷律一类的学说就会被提倡。

这个就是申不害、韩非学老庄，最后流于残忍刻薄，却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

他又说，一种强调彻底清净的学说必然无情，无情必然不讲恩义，“由虚无而轻死生，由轻死生而务峻刻”，所以道家“基本不正，其流盖偏”，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

尹继美这样的解释，自然是站在后世儒家立场上对道、法两家所作的严厉批评，但从逻辑地解答问题的角度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老子韩非列传》，是很有帮助的。

尹继美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

早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就引张文潜之说，谓： 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

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曾引他父亲司马谈写的一篇文章，谈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的要旨。

在司马谈那里，道家和法家是毫无关涉的。

但是，到了《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却独特地把这两家从学术上联系到了一起。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对于道法两家关系的看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较，而有一种凸显学术史复杂内涵的深度。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司马迁比他父亲更聪明。

一般认为，这样的超越性的成果，应该跟司马迁本人身处和知悉的西汉前期的现实政治有关。

从景帝到武帝，整体上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黄老的休养生息，转向法家的严苛执政，即使它们正在被逐步涂上一层儒家的理性色彩。

任何能够流传后世的学说，都一定同时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老子韩非列传》为老庄和申韩合写一传的做法，自然是司马迁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正好生动地反映了一位对现实抱有深切关怀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现实政治中，学到更透彻、更辩证地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方法的。

本文原载于《众生：〈史记〉的列传》（作者：陈正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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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揭露人性本质的6句话

1 富贵不归乡里，如衣绣夜行，谁人知者? 出自《项羽本纪》，意思是得到富贵以后，如果不回家乡晒晒，就好像穿了一身锦绣绸缎，却在夜晚出行，谁能看到你的好? 传统的农业社会，培养了中国人的家庭、宗族、乡邻地方等社团意识。

一个人发达了，要回到家乡显摆一下，就像现在的企业家要为家乡修路、建学校一样。

暴发户、土豪总免不了晒富的冲动，特别是见了过去的熟人是要迫不及待地宣讲一番的。

2 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 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 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出自《淮阴侯列传》，意思是做了人家的车子，心中就要考虑人家的患难；

穿的衣服是人家给的，就要怀揣着人家的忧愁；

吃的东西是人家给的，就要忠心为人家做事。

大致相当于后世的“食人之禄，忠人之事”这句话。

今天看来，这和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有点接近，选择了一份工作来作为谋生手段，就应该为企业、单位负责，尽职尽力。

3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出自《刺客列传》，士为知己者用，意思是有本事的人只会为赏识自己的人做事，《刺客列传》后面还有类似的一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

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 意思把我当成普通人来对待的君主，我就以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

把我当成国士来对待的君主，我就以国士的态度来报答他。

女为悦己者容，可以说是对女性很深刻的洞察了，相信每个人都有体会。

4 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出自《儒林列传》，意思是学者要依据学术真理发言，不要为了阿谀世俗权势而撒谎。

5 非人情，不可。

非人情，难近。

非人情，难亲。

出自《齐太公世家》，说的是管仲临终时，齐桓公去见他，问道：“若你不幸离世，你看谁可以接替你做宰相，易牙这个人行吗?他知道我爱吃美味，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蒸了，做成菜给我吃。

”管仲

回答：“人哪有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是可怕的。

” 齐桓公又问：“公子方这个怎么样?他抛弃自己父母亲人和公子的地位，来投靠我，对我很好啊。

”管仲

回答：“连自己的至亲都可以抛弃的人，不可亲近。

” 齐桓公最后问道：“竖刁这个人怎么样?他为了伺候我，把自己阉割了，对我可好了。

”管仲

回答：“人哪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残损自己的肉体来伺候君主的，不可亲近。

” 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听他的话，重用了那三个人，结果他们联合起来作乱。

管仲所说的这三句，指出了凡是能做出超越正常人性、人情范围之外的事情的人，都是不可亲近的，一个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也不会把别人的性命放在心上；

一个人连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不爱，也很难相信他会爱别人。

6 苟富贵，勿相忘。

出自《陈涉世家》，意思是咱们这群人中，将来若有得到富贵的，别忘了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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