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哪一部书比《论语》更为重要、影响更大，没有哪一部书像《论语》那样受到那么多的关注。

《论语》全书共20篇，16000字左右。

它作为孔子儒学最基本、最原始的材料，主要汇编了孔子的言论。

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孔子与弟子以及那时的公卿大夫们常常“交相对问”，相关典籍记载了许多“孔子应答”、“弟子相与言”以及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的生动场景。

《论语》的材料多来源于弟子的记录，用西汉时期孔安国的话说，就是具有“正实而切事”的特征。

孔子弟子有记录孔子言论的习惯，孔子去世后还有所传授。

随着孔子影响的扩大，要准确把握孔子学说的要领，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选辑他的言论。

最早明确将“论语”当做书名或篇名来引用的是《礼记》中的《坊记》，而发现时间不久的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就有《论语》句子的引用，可见《论语》成书很早。

两汉学者普遍认为《论语》为弟子们在孔子去世后“辑而论撰”，看法应该可信。

今有学者进一步研究认为，《论语》成书应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很可能由孔子裔孙子思主持编撰而成。

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及秦末的战乱，《论语》像许多先秦古籍那样曾一度失传，至汉代复出现若干个传本，最著名的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个流派，它们在文字、篇名及篇数上皆有一定差异。

《古论语》分为21篇，由西汉前期的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中发现，其字为蝌蚪文，为战国古文，当时难以传授，仅孔安国为之训解。

《鲁论语》为20篇，主要在鲁地学者中传习；

《齐论语》分为22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主要在齐地学者中传习。

鲁、齐《论语》最初各有师承，到西汉灵帝时，安昌侯张禹先学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他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而篇目沿袭《鲁论语》，称《张侯论》。

张禹为汉成帝的师傅，地位尊贵，因而他的本子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采用《张侯论》，后世的《论语》皆沿用此本。

《齐论语》、《古论语》则近于失传，仅有后世学者辑佚文献传世。

由于《论语》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历来研习者代不乏人，甚至趋之若鹜，关于《论语》的集解、集注、正义、别裁、疏证等著作数不胜数，可谓汗牛充栋、浩瀚如海，逐渐成为一套庞大的知识体系。

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家郑玄以《鲁论语》为基础，参考《齐论语》、《古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泯灭了三家的差别，他还加以注释，后人习惯称之为郑玄本《论语注》。

郑玄注本在唐代后散失，今有辑佚本和出土残本传世。

魏晋南北朝时，有何晏等《论语集解》十卷，这是汉代以来《论语》的集大成著作，为现传最早的《论语》完整注本；

有皇侃《论语义疏》十卷，在《论语集解》基础上作疏，也是南北朝义疏之作完整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对于研究义疏体著作也有重要意义。

自汉至南北朝的近800年时间里，注解《论语》者很多，可以考知的总计有60余家，但到后来纂修《唐书·艺文志》时，只存18家；

到纂修《宋史·艺文志》时，只有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皇侃的《论语义疏》可见，其余皆亡佚。

唐代的《论语》著作以《论语笔解》二卷为代表，题韩愈、李翱同注，这是专门的《论语》研究著作，这与以前的注解有所不同。

当时，印刷技术还很不发达，而科举制度的兴起又对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开成石经》应运而刻，包括《论语》在内的12部儒家经典被勒石成文，立于长安城国子监内，原石今存于西安碑林。

这些书籍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石经文本也成为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

宋代注解《论语》成果更加丰富，其中以《论语注疏》、《论语集注》、《癸巳论语解》为代表。

《论语注疏》也称《论语正义》，为邢昺等人编纂，原为十卷，其单疏本现已不传，只有注疏合刻本传世，以阮元南昌府学本为最佳，并附有校勘记，《十三经注疏》所收即为此本。

《论语集注》共十卷，南宋朱熹编纂，是宋代《论语》注释的集大成者，现存最早的刻本是马光祖刊印的《四书集注》本，后又有与《孟子集注》合刻本，而通行的多为《四书集注》合刻本。

《癸巳论语解》十卷，宋张栻撰，此书是由作者与朱熹反复辩论而产生的，能够体现宋代对《论语》和儒家思想研究的面貌。

自从朱熹作《四书集注》，宋朝开始把《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以之为朝廷的主流思想，确定了《四书集注》的正统地位。

《论语》是朱熹所注解《四书》的第一编，自然显得更为重要。

元明时代，以“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为宗旨，虽间有新思想，但总体没有跳出前人的范畴，这其中以陈士元《论语类考》二十卷为代表。

清代，考据学兴起，这时的成果以《四书改错》、《论语后案》、《论语正义》为代表。

《四书改错》二十二卷，毛奇龄著，主要针对的是朱熹《四书集注》中的错误。

《论语后案》二十卷，黄式三著，该书反复申述“礼”的重要性，认为“理”即“礼”，天理就在社会规范中。

《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刘宝楠著，堪称《论语》整理研究的经典之作，是清朝《论语》的集大成者，有各种《四书》本和《清经解续编》本。

近代以来，有《论语集释》四十卷，程树德编纂，是又一部《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论语疏证》二十卷，杨树达编纂，该书强调以《论语》证《论语》，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论语译注》二十篇，杨伯峻著，注释简明，全篇今译，书后附《论语词典》，对《论语》的研究和普及有开创之功；

《论语新解》上、下编二十篇，钱穆著，汇集前人注疏、集解，力求融会贯通。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人们由怀疑古史到怀疑古书，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被怀疑的重点。

由于人们对于古书成书和传流规律了解不够，很多古籍被打入“伪书”行列，多数典籍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中国思想史材料“受灾”最为严重。

有学者说，与孔子有关且可信的资料“似乎只有《论语》一书了”，其实《论语》的可靠性也受到了质疑。

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论语》陆续成书于孔子后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们从《论语》的流传着眼，认为《论语》既然有递相传授的过程，就必然会造成“不纯”。

清代学者崔述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论定《论语》一书有“窜乱”，有“续附”，《论语》编订初始，各篇不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各不相谋”，其后才汇为一本，又有“采自他书以足成之者”，这样的观点成了后来学界的主流看法。

这些研究还影响到国外，受到外国学者的推崇。

如美国学者顾立雅、日本学者木村英一就是如此。

木村英一研究《论语》各篇，他逐一落实其写成时间，甚至“考证出”某些篇成于孔子再传、三传、四传甚至五传弟子之手，这与崔述的看法大体一致。

受疑古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英国汉学家韦利坚持认为《论语》20篇只有第3至第9篇是可靠的，其余各篇均系后人所加。

这一疑古考证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还有美国学者甚至只相信第4篇的前20章是可靠的，其余都是孔子的后学们在240年的时间内逐步加上的。

这样的怀疑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论语》注释与研究。

值得欣慰的是，近代以来出土了一些《论语》文献，有敦煌、吐鲁番地区的《论语》写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中的汉代竹简《论语》等。

《论语》文献的出土，提供了可资证据的新材料，也启示了研究新方法，有助于厘清《论语》研究中长期聚讼不已的问题，推动了《论语》研究的深入。

与《论语》新材料问世的同时，大批早期学术文献不断出土，其中尤以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代表，这些新材料又“激活”了不少传世文献，特别是与《论语》研究直接相关的《孔子家语》、《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著作，将这些典籍与《论语》对比研究，产生了不少新的认识。

杨朝明主编的《论语诠解》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将《论语》置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注重文献的合观参验与综合比对，整体考察孔子思想学说，认为《论语》编撰有严密的内在逻辑。

该书条分缕析字词典故，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刘淑强）

AI时代，人们为何还需要一字一句读《论语》？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徐千然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孔子在《论语·学而》篇说出的那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其意义似乎也发生了变化。

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面临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变革。

当AI仅需几秒便能总结分析一本书的内容，知识似乎触手可及。

人们越来越缺乏读完一整本书的耐心了。

但一字一句沉浸式阅读像《论语》这样的经典，依然不可替代。

因为，对于诸多关键问题，孔子的本意并不提供现成答案，而是不断在具体情境中权衡、修正、反思。

在一字一句地阅读中，读者可以看到一种思考方式的展开过程，并亲身经历从困惑到领悟的完整认知过程。

《论语通读》 把《论语》当成一座“人间剧场” 《论语》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经典之一。

很多人记得其中的一些名句，却鲜少真正读完它，而且有一些话在当下语境甚至难以理解。

近日，知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靳大成的新作《论语通读》正式出版，以紧贴时代的创新形式解读《论语》，在经典与大众之间建立起新的桥梁，让流传两千余年的儒家智慧照进当代生活，成为普通人可读懂、能活用的人生指南，为传统文化热再添一抹亮色。

《论语通读》采用先读原文、而后逐句翻译，再做详细讲解的体例，兼顾学术严谨性与阅读趣味性，语言鲜活、结构清晰。

作者回到春秋时代的历史语境，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还原为具体的师生“教学对话”，解释每一句话为何而发、针对何种困境、意在何处。

通过解读，看似零散的语录被重新组织为一套关于学习、修身、为人处世与社会秩序的思想结构。

书中，《论语》的字句不再抽象晦涩，并非高悬难及的圣贤之语，而是探讨如何在不确定时代安身立命的思想文本。

作者结合当代人的生活经验，回应学习、工作、人际关系及价值选择中的现实困惑，让两千多年前的思想重新焕发出可理解、可讨论、可实践的生机。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生活中处处都是……结合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来阅读、思考、体会，更能掌握经典文化的核心价值。

” 这种解读为《论语》注入了“人间剧场”的鲜活感与温度，让读者仿佛亲临孔门讲堂，在对话与故事中自然把握思想的精髓。

将人文经典像自然科学一样“科普”化 这种“接地气”的《论语》讲述风格，源于作者靳大成的一段特别的经历。

在退休后长期参与的公益支教项目中，靳大成与大量青年深入接触。

如何让这些在数字时代成长的年轻人，愿意亲近并理解古老的传统经典，成了他一直思索的教育命题。

他在一个支教的县中图书角看到一本《七堂极简物理课》，深受启发，萌生了将人文经典像自然科学一样“科普”化的大胆想法。

将艰深的中国传统经典类人文知识娓娓道来，使普通读者一目了然，一学即会。

在《论语》全部二十篇中，靳大成在《论语》每篇提炼数个核心命题，如“什么是中国人的君子人格？”“箪食瓢饮真的能快乐吗？”“能供养父母就是孝顺吗？”“财富的分配有什么标准？”等，问题意识鲜明，直击当下关切。

作者也特别善于将孔子的话与当下的生活、工作、学习相连接。

例如，用“举一反三”来谈学习中的迁移能力；

用“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来谈新人应当如何在职场上行事；

用“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来谈为何“打铁还须自身硬”。

这令古老的智慧穿越千年时光，依旧能够指引现代人的处世之道与成长之路。

即便原本“怕古文”的普通读者，也能通过此方法深入经典。

（本文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论语》中的君子品质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共出现107次，是整部《论语》的重要关键词。

从开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到结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君子修养体系。

书中所涉君子内容甚多，或围绕君子进行论述，或直接描述君子的人格特质，或以君子与小人的对比来彰显君子的品性风貌，或举例说明君子的修养境界等，充分阐释了孔子对君子的看法。

在道德标准上，君子以仁为本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的核心，也是君子品格的应有之义。

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君子，正是因为他心怀仁德。

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间违背仁的原则，在匆忙紧迫时坚持如此，在颠沛流离时亦坚持如此。

仁是君子最为重要的品质，是君子内在遵循的道德准则，是君子时时刻刻追求的完美人格。

樊迟问仁，孔子道：“爱人”。

仲弓问仁，孔子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中还提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由孝悌的亲亲之情，通过推己及人，达到博施济众，就是仁的扩展过程，也是君子践行仁的基本要求。

在行为规范上，君子约之以礼 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君子不仅学识渊博，还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对于礼的作用，孔子在《论语》中这样表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孔子将礼作为恭敬、谨慎、勇敢、率直这些德行的前提条件，以礼来加以节制和规范这些德行，才能使其没有劳倦、畏惧、莽撞、刻薄的流弊。

礼对于良好道德品行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

君子以礼为范、循礼行事，才能使其德行适度合宜，才能使其人格更加完备。

在价值取向上，君子先义后利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

“义”指公平道义，是君子行事的标准。

与“义”相对的概念是“利”，《论语》中常将“义”“利”放在一起来论述，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虽然将是否符合道义作为君子的评判标准，但他并不否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表明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强调的是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作为孔子心中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其义利观也当是如此。

在气质修养上，君子文质彬彬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即质朴，指的是内在的朴实淳厚本质；

“文”即文饰，指的是外在的文采、言行举止。

孔子认为，质朴多于文饰，就会显得粗野；

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浮夸。

外在的文饰和内在的质朴搭配得宜，这才是君子的修养。

孔子辩证地分析了文与质的关系，指出君子要内外兼备，既要有内在的质朴品质，又要有恰当的仪态风貌。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达到内在精神与外在仪态的统一，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君子。

在生活态度上，君子安贫乐道 孔子说：“君子固穷”“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在孔子看来，君子所追求的不是物质生活的满足，而是道德人格的完美。

子贡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道：“可也；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比起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横的表现，贫穷而乐道、富有而崇礼才是更高的境界。

孔子说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并盛赞得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内在的自我价值追求，所以君子才能获得超越于贫富、超越于得失的随遇而安的愉悦和快乐。

在处世原则上，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与人交往讲求和谐共处，但是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盲从附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平衡，所以君子能够求同存异，既坚持原则，又不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他事抱有宽容的心态。

所以“君子周而不比”，君子讲团结而不互相勾结；

“君子泰而不骄”，君子安详而不傲慢；

“君子坦荡荡”，君子心地平坦宽广；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

在自我提升上，君子好学自省 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好学，不会过于追求物质上的安逸舒适，而是以学习为重，做事勤敏，说话谨慎，不断向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学习来匡正自己。

对于好学的匡正作用，孔子从反面进行了论述，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在孔子看来，好学是纠正自身缺点、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有效途径。

提升自身修养的另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自省”。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君子遇事不尤人，而是先从自身找原因，通过“自省”来解决问题。

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孔子从九个方面阐述了君子提高个人修养的具体方法，这也是君子应当时时自省并体现在言行举止中的重要方面。

《论语》推崇并赞赏具有君子人格的人，这部儒学经典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追求就是立德树人，其阐述的君子品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去感悟。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郭婷），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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