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文︱陆弃

油价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停滞，国际能源署宣布准备释放史上最大规模石油储备，而联合国安理会连续表决却未能形成一致立场。

短短十余天内，中东局势从局部军事打击迅速演变为可能影响全球经济的系统性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高层公开表示，美以必须做好陷入“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并警告这场战争将削弱美国的军事能力，甚至冲击世界经济。

这种表态并非简单的政治强硬姿态，而是意味着冲突各方对战争走向的判断已经发生变化——从试图快速压制对手，转向准备承受长期对抗的代价。

一旦战争逻辑从速战速决转为消耗博弈，局势往往不再由单一战场决定，而是扩展到能源、金融、航运乃至全球供应链。

当前中东局势最危险之处，正是在于这种转变正在逐渐成形。

此次冲突的升级始于美以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而伊朗随后采取报复行动，并逐步扩大对海湾地区的压力范围。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冲突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而是直接触及全球能源体系的核心。

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通过这条狭窄水道运输，一旦长期关闭，影响将迅速传导至亚洲、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

国际能源署紧急讨论协调释放储备，七国集团多次举行会议，但始终未能形成明确行动方案，这本身就说明各国对局势的判断并不一致。

对于依赖中东能源的国家而言，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而对能源相对自给的国家来说，冲突仍停留在可控范围。

正是这种认知差异，使得国际社会难以形成统一应对。

伊朗提出“消耗战”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战略选择。

面对军力远强于自身的对手，通过拖长战争时间、扩大冲突范围、提高对方成本，是弱势一方常见的策略。

历史上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都证明强大军事力量并不必然意味着能够迅速取得政治胜利。

伊朗显然清楚自身无法在短时间内与美国正面对抗，但可以通过海上封锁、地区代理力量以及能源通道施压，使对手付出更高代价。

对美国而言，维持中东军事存在本就成本高昂，如果冲突长期化，国内政治压力和盟友分歧都可能逐渐放大。

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焦点，并非偶然。

这条航道不仅关系到石油运输，还涉及天然气、化肥以及大量基础原材料的流通。

现代工业体系高度依赖稳定供应链，一旦关键节点受阻，影响会迅速放大。

油价突破心理关口只是最直接的表现，更深层的冲击在于市场信心的动摇。

当企业无法判断未来能源价格，投资和生产都会趋于保守，经济增长随之放缓。

伊朗方面反复强调要通过“经济上的痛苦”迫使对手改变政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战争不一定要在战场上分出胜负，只要能够持续制造不确定性，就足以削弱对手的战略耐心。

美国方面则表现出另一种矛盾心态。

一方面不断强调打击取得成效，称伊朗目标已所剩无几，战争将很快结束；

另一方面却持续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并增加在海湾地区的部署。

这种表态差异反映出决策层内部对战争前景的不同判断。

以色列方面则更倾向于继续扩大行动，希望通过持续打击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

但问题在于，一旦冲突规模扩大，就难以避免外溢效应，尤其是在能源通道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欧洲和亚洲国家承受的压力将远高于美国。

联合国安理会的分歧同样值得注意。

一方面，多数国家支持谴责针对海湾国家的袭击，并要求保障航运安全；

另一方面，关于立即停火的提案却未能通过。

不同决议结果背后，是大国之间对冲突责任和解决方式的根本分歧。

当安理会无法形成一致立场时，意味着冲突将更多依赖力量对比而非规则约束，而这往往是局势长期化的重要信号。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中东冲突之所以反复爆发，很大程度上源于地区安全结构始终缺乏稳定的均衡。

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既是稳定因素，也是矛盾来源；

以色列的安全需求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现实难以调和；

伊朗则试图通过扩大影响力打破长期形成的力量格局。

在这种多重矛盾叠加的环境中，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此次冲突之所以迅速升级，正是因为各方都不愿在战略层面退让，而又缺乏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调解机制。

当伊朗公开提出准备打长期战争时，实际上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冲突已经不再局限于短期报复，而是进入意志和耐力的较量阶段。

对美国和以色列而言，军事优势依然明显，但是否愿意承受长期成本，仍是未知数。

对欧洲和亚洲国家来说，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才是最直接的压力来源，而这恰恰是消耗战最容易产生影响的领域。

战争的走向往往取决于各方对代价的承受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

当前中东局势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冲突各方都相信自己能够坚持更久，却没有人能够确定这种坚持将把世界带向何处。

当能源航道成为筹码，当经济体系被卷入战场，局势便不再属于某一地区，而是开始影响整个国际秩序。

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冲突已经持续多久，而在于它正在变成一场谁也无法轻易结束的消耗。

我为什么要写《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

顾海良 《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顾海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生于1818年的马克思，在步入“不惑之年”时，写下了一部彪炳千古的文稿，后人把这部文稿称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称作《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这里简称《手稿》。

《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出版于1993年，30多年来一直是《手稿》研究的重要资料，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

这次再版，只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和第31卷对引文作了校订。

把《手稿》称作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突兀的奇峰，并不过甚 《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

在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也没被提及。

直到1939—1941年，这部被湮没了80余年的文稿才正式出版。

20世纪60—70年代，《手稿》由德文被译成俄文、法文、英文、日文和中文等文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开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手稿》最初是作为马克思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的开头部分来写的，但是，其实际内容远远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它集中反映了中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还包括后来兴起的社会学）等学科综合研究上的辉煌成就。

因此，把《手稿》称作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突兀的奇峰，并不过甚。

力图对马克思这部文稿作一些综合性的研究 本书题名为“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力图对马克思这部文稿作一些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不仅仅把它当作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文献来研究，而且把它当作马克思遗留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文献来研究。

本书凡8章。

第一章首先对1843—1857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轨迹作一概要描述，因为《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自25岁到40岁这15年“黄金时代”理论研究的结晶。

然后对马克思写作《手稿》的动机、《手稿》的主要内容及《手稿》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的恢宏构思等问题作出探讨。

第二章集中于对《手稿》的总体方法论的形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等问题的探讨。

总体方法论是马克思对人类思维科学发展的巨大贡献。

同时，总体方法论也是理解马克思《手稿》中一系列深邃思想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第三章和第四章着重论述《手稿》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形成中的重要地位。

笔者认为，对《手稿》中马克思经济思想（也包括《手稿》中的其他思想、理论）发展的研究，既不能脱离《手稿》的整体结构，也不能脱离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整体过程。

因此，在这两章中，笔者不是用成熟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去“套”《手稿》中的有关论述，而是通过对《货币章》和《资本章》整体结构的理解，结合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说明马克思在《手稿》中发起的经济学科学革命的重大意义。

第五章专门探讨《手稿》中关于人的发展的三大形式理论，力图较全面地阐明马克思这一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和思想实质，再现马克思这一理论和马克思劳动主体、客体理论之间的整体关系。

这一章也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这一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偏颇作了分析。

第六章集中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理解的主要论点。

在《手稿》中，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在推进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中的巨大功绩，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对抗性的矛盾，以及“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评价中得出的许多重要结论，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七章是对《手稿》中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探讨。

其中较集中地探讨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问题，这也许是《手稿》最引人注意的理论问题之一。

限于本书的主题，笔者当然不可能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以及后来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作出全面的论析；

笔者只是从《手稿》的整体结构上，结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过程，对这一问题的形成、演化及其哲学和历史学意义作一尽量贴合马克思思想“本意”的说明，同时也力图澄清对马克思思想“本意”的某些误解。

第八章主要探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问题。

这里包含了马克思从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角度，对未来社会所作的深层次思考。

以“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为主题，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了深刻的论析。

马克思的一系列理论结论，对我们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任务及发展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

（作者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文节选自《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一书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创 特朗普造谣伊朗内部分裂！伊朗最高领袖、总统和议长集体发声

4月21日，特朗普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强硬派”同“温和派”正在“内斗”，导致“伊朗人不知道自己的领袖是谁”。

炒作伊朗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与分裂，但伊朗最高领导层随即以统一姿态作出回应，展现出高度的内部凝聚力，直接驳斥美方片面言论，印证了自身政局稳定与坚定的外部抵抗意志。

面对美方舆论挑衅，伊朗四大核心高层，即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总统佩泽希齐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于同日集中表态，对外口径统一、立场鲜明。

此次集体发声，既是对外部不实指控的正式反驳，也是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明确警示，清晰传递出伊朗无惧外部高压、合力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核心立场。

穆杰塔巴通过社交平台表示，外部势力持续发动舆论攻势，企图瓦解伊朗社会共识、破坏国家安全稳定，但伊朗朝野与民众的紧密团结，反而让美方的对伊战略陷入被动。

总统佩泽希齐扬与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共同否认外界关于伊朗政坛派系对立的说法，淡化所谓强硬派与温和派的标签化划分，强调国内各方基于共同国家利益保持团结统一，充分体现出伊朗领导层的协作能力与内政稳定性。

伊朗高层的协同反击，让特朗普政府陷入明显的战略被动。

对内，特朗普需要维持对伊强硬的政治人设，稳固基本盘与选民支持；

对外，中东复杂局势与地区连锁反应，又使其不敢轻易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全面升级。

美方宣布暂缓对伊朗军事打击，以等待伊方协商方案为理由延续停火状态，但这种妥协式策略，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对峙格局，反而进一步凸显伊朗的战略定力。

当前，特朗普的对伊政策不仅在国内引发争议，也让美国地区盟友陷入政策两难。

贸然重启军事冲突，极易激化地区反美情绪，加剧阵营分化；

长期维持制裁与有限对峙的状态，又会持续消耗自身政治资源，面临国内舆论与选举层面的双重压力。

多重制约之下，美方在美伊博弈中，已陷入缺乏最优解的现实困局。

在持续的博弈过程中，外部压力客观上强化了伊朗的内部凝聚力，成为其整合社会共识、凝聚抵抗力量的重要契机。

美方试图依靠舆论抹黑、极限施压瓦解伊朗的策略，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促使伊朗统一对外立场，提升战略应对能力。

双方持续的对立与试探，不断抬高冲突风险，一旦局势失控，将产生难以预估的连锁反应。

现阶段，伊朗通过高层统一表态、强化安全戒备，持续释放坚定的抵抗立场，有效压缩了美方极限施压的操作空间。

无论美国后续选择加码军事威慑，还是延续停火观望策略，都将持续面临内外双重压力，政策落地难度不断加大。

美伊关系后续走向，取决于国际社会调解力度、双方内部舆论走向、军事部署调整等多重因素。

事实表明，虚假舆论与片面施压无法改变客观现实，稳固的内部团结、坚定的政治定力，是伊朗应对外部博弈的关键底气。

当下，全球目光持续聚焦中东局势演变，这场博弈兼具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伊朗能否长期维持内部稳定与团结，美国将如何调整对伊策略，不仅决定两国关系走向，更深刻影响中东区域安全与全球战略格局。

在对抗与缓和的拉锯之中，以平等对话化解分歧、以理性管控分歧，才是减少冲突、实现区域长治久安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