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 明·佚名《耆英胜会图》（局部）

明代的《耆英胜会图》描绘了宋代重臣文彦博发起、十三人参与的洛阳耆英会。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独特的老年生活图景：多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围坐园林，主角文彦博举杯与同僚相视而笑，其余诸人或对弈、或观画、或品茗，悠然自得。

洛阳耆英会中的诸位参与者都是致仕官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罢黜，此后他们远离都城开封，不再关心政事，追求修身养性，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耆英胜会图》描绘的就是这些老臣园林雅集时放松舒适的状态。

这不仅是一场或许有政治目的的集会，也是宋代士人老年生活的一隅。

苏轼诗作《於潜僧绿筠轩》中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陆游诗作《杂感》中也写道，“修身以待终，何至陷饕餮”，这些诗句与《耆英胜会图》等画作，均反映出了宋代士人理想中的老年生活——物质充裕与精神富足并存。

实现这种老年生活的前提，是将制度设计、宗族支持与美学追求等相结合的养老体系。

这反映出宋代社会对“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向往。

宋代养老体系的特点之一是有法可依，严密的法律是其制度保障。

宋律规定，“家道堪供而故有阙者，各徒二年”，或剥夺财产继承权，视情节严重程度还可附加编管之刑。

国家强制子女赡养老人，否则将面临严重法律后果。

孝道不仅是道德约束，还受法律保护。

同时，宋代还新增了优抚优待特殊老年群体的制度。

宋代之前，优抚优待对象多为高龄老人、中高级致仕官员及鳏寡孤独者。

宋代基于国家局势、经济发展等现实考量，对老年科举士人、老年军士、老年僧道等群体也制定了优抚优待措施。

这些措施拓展了政府养老对象的范围，使得宋代的养老体系更加完备。

此外，宋代对高龄老人关怀备至。

在重大庆典时会赏赐生活用品，如北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民年八十以上，每遇常宁、乾元节（分别为皇太后、皇帝生日），许赴州县燕设”，之后此类物质赏赐被居养机构供养所取代。

从北宋仁宗嘉祐年间设立的福田院，到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发展成熟的居养院、安济坊等，宋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养老救济体系。

福田院主要收容鳏寡孤独的老人和乞丐，每院收容三百人，冬季可超额收容至次年春季；

居养院主要收容无依无靠的老人，收养年龄下限由宋神宗时的六十岁放宽至五十岁，救济标准为每人一升米、十文钱；

安济坊源于苏轼赈济遭受疫病的百姓而设立的安乐坊。

北宋哲宗时，福田院由京城扩展至地方，“鳏寡孤独贫之不得自存者，知州、通判、县令佐验实，官为居养之。

疾病者仍给医药”。

到了北宋徽宗时，居养院“给常平米，厚至数倍”，提供食宿及生活用品。

这些福利机构为部分无家可归的老人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

当然，在宋代社会，这些制度的实际作用往往大打折扣。

宗族在宋代的养老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范仲淹于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创立的范氏义庄，是其中的代表。

范氏义庄拥有义田千亩，其租金收入用来为同宗族成员提供衣食、婚丧、科举等七项资助。

五岁以上的族人，都可以领取每口每日一升的粟米。

族中若有老人去世，可申领15至25贯钱的丧葬费。

这种基于血亲的互助帮扶模式，弥补了官府养老机构的不足。

从范氏义庄起，类似义庄纷纷建立。

北宋时期，以范氏义庄为中心分布的义庄达到十五家。

他们不但提供物质支持，还通过共同祭祀、族谱修撰等形式强化宗族凝聚力，使得养老有了一个新的支点。

此外，古代家训文化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这巩固了宗族养老的伦理基础。

如司马光在《家范》中主张以礼法治家、德教为本，并详细规定了祖、父、母、子等家庭成员的行为准则。

这些细致入微的规定，将孝道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每个人具体的日常行为，在物质供养的基础上，强调养老还需要关注情感交流与精神慰藉。

宋代致仕后的官员，不再留恋庙堂之上的荣光，转而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将晚年生活升华为一种生活艺术。

司马光致仕后退居洛阳，打造了私人园林“独乐园”，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评其“洛中诸园最简素”，苏轼曾作诗赞其“花竹秀而野”。

他于读书堂地下“凉洞”中主持编纂完成《资治通鉴》这一宏伟巨著。

于司马光而言，“独乐园”是他养老的居所，也是他学术创造的天地。

与此类似，苏轼在黄州东门外开辟“东坡雪堂”，于耕读中体悟人生；

陆游晚年隐居山阴，“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

这些退隐生活既闲适，又不乏创造性与精神追求。

雅士间的集会结社则为他们的养老生活定义了社交维度。

除了“洛阳耆英会”，还有“尚齿会”“怡老会”“真率会”等。

这些集会结社不追求奢华的享受，但求精神共鸣和志趣相投。

他们会定期举行集会，或吟诗作赋，或品茗游园，或对弈厮杀。

在这样高雅的社交圈中，致仕的老者不仅能获得情感支持，更能在交流中保持思维活力，延缓心智衰老。

此外，宋代养生之学盛行，陈直所著的《养老奉亲书》是其中的代表。

该书主张“先食治后药疗”，提出“脾胃为五脏之宗”理论，主张卧室要安静洁净，通过书画、种植等方式养成乐观的心态等，社会影响力很大。

士人们将这些养生理念与他们所向往的生活美学相结合，期望度过相对健康而优雅的老年生活。

如苏轼对养生极为热衷，认为叩齿、吐纳、按摩的养生效果极佳；

欧阳修是动形养生的支持者，他反对道家的外丹术，推崇修身养性的导引养生法。

对我们来说，诗词歌赋、笔墨书香之外，宋人留下的生命智慧也值得我们品味。

将文化之雅与制度之实相结合，有助于我们度过更为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王玉德），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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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最后的格格，2004年去世时，说出了溥仪不敢说的话

风水轮流转，哪怕是曾经辉煌的王朝，也不能避免最终的落幕。

中国的历史悠久且波澜壮阔，朝代更迭频繁，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命运也遵循了这一规律。

而溥仪，作为清朝的末代皇帝，无疑是最后一位继承皇位的皇帝。

他的一生，充满了屈辱与无奈，从幼年时被迫登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帝位被夺，直至他成为日本的傀儡皇帝，最终被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打破了最后的皇帝梦。

溥仪身后，唯一能与他共享这个皇族身份的，是他唯一的妹妹，韫欢——最后一位正统的格格。

在清朝的政治结构中，有一个特别的职务——摄政王。

由于许多皇帝年幼，上一任皇帝为了保障自己的儿子能够稳坐龙椅，便选定心腹大臣设立了这个职位，摄政王的责任就是辅佐年幼的皇帝，保证江山稳固。

然而，摄政王们的履职状况并不理想。

顺治年间，多尔衮在顺治亲政后被罢免，而溥仪时期的摄政王——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却亲手葬送了清朝的江山。

载沣是个温文尔雅的人，性格温和，鲜有争执，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与依赖。

慈禧将溥仪托付给载沣，希望他能稳固清朝的江山。

载沣虽然有溥仪这个儿子，但他的家庭并不单一，他还有其他六个孩子。

而韫欢是他最小的女儿，也是载沣晚年得来的宝贵女儿，因此他对韫欢尤为宠爱。

韫欢从出生那一刻起便享受着万千宠爱，她温婉随和，毫无格格的架子，身边的人无不对她赞不绝口，夸她脾气好，甚至连下人们也对她非常喜爱。

若非生逢乱世，这样一个文静且性格讨喜的女子，原本应该能嫁给一个体面的亲王。

然而，时局动荡，她的生活轨迹也因此受到了莫大的波折。

溥仪被日本扶植成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后，韫欢虽免遭难，但因其身份特殊，作为溥仪的妹妹，她的处境依然十分尴尬。

然而，韫欢并未自甘堕落，反而表现出与她的身份背景截然不同的坚韧与勇气。

她没有被贵族家庭的沉重氛围所困，反而积极投身社会，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过得比许多普通人还要开朗。

新中国成立后，韫欢决心为新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改名金志坚，并成为了一名教师。

她与朋友李淑芬共同开办了坚志女子职业学校。

1950年，她正式加入了公办学校，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也成为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参与新社会建设的家庭成员。

在朋友李淑芬的介绍下，韫欢遇见了比她年长两岁的乔志宏。

虽然乔志宏出身贫寒，但他才华横溢，很快便打动了韫欢的心。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然而，当韫欢将乔志宏介绍给父亲载沣时，却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载沣虽然身为摄政王，背景显赫，但他始终坚守传统贵族的观念，认为乔志宏出身低微，根本配不上韫欢。

与载沣的其他六个姐妹不同，韫欢从小目睹了姐姐们的政治联姻悲剧，因此她从不希望自己也陷入那种无自由的生活。

她希望能够与平民自由恋爱，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经过她的坚持与耐心解释，载沣最终同意了她的婚事。

1950年2月12日，韫欢与乔志宏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

她成为了姐妹中唯一与汉族平民结婚的人，其他姐妹则都是由父母安排的政治联姻，毫无选择的权利。

而韫欢，能够选择自己所爱的人结婚，这对她来说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幸福。

婚后的韫欢和乔志宏恩爱有加，并育有两儿一女。

尽管韫欢是溥仪的妹妹，但因溥仪早年生活在紫禁城，后又流亡天津与东北，两人几乎没有机会长时间相聚。

直到1960年，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韫欢才第一次叫出了大哥二字，与他及其他兄妹团聚。

那一刻，兄妹重逢，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慨。

然而，命运对韫欢并不宽容。

1960年4月14日，韫欢的丈夫乔志宏因病去世，享年41岁。

丈夫去世后，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了她一个人肩上，然而她并没有退缩，而是始终坚守岗位，始终以教师的身份为社会做贡献。

1979年，金志坚从中学副教导主任岗位上退休，结束了自己一生的教育事业。

她一直过着低调朴素的生活，喜欢阅读、养花，家中常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卉。

2004年8月9日，金志坚在家中病逝。

在临终时，她依然不忘为家族和溥仪说出那句真心话：我们家族是国家的罪人，我愿意用微薄之力来弥补，能够为人民群众服务，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荣幸了。

这句话，是她发自内心的告白，也是她对溥仪一直没能说出口的话的代为表达。

韫欢的一生，虽出身皇族，却与普通百姓有着深刻的联系。

作为一名教师，她的经历是清朝王朝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一座桥梁。

她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用自己的方式融入新社会。

她的事迹让人感动，也让人钦佩——一位出身皇家的格格，能在社会的洪流中坚守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真正的尊贵，不在于血统，而在于个人的品德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