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手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是我们与他人交流最常用的设备。

手机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它可以让人们与外界保持联系。

这些联系可能是关于社会关系的，例如与其他朋友的联系，也可能是关于信息的，例如获取最新信息或一些八卦或者刷短视频。

这些便利属性使人们对手机形成心理上的"条件效应"或"依赖"。

一旦手机出现在自己面前或自己手中，人们就会联想到他人或新的信息，因为人们依靠手机来获取这些信息。

毫无疑问，手机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当人们做一些不需要手机参与的事情时，手机的出现就是一种干扰。

比如，年轻人工作时，突然看到女友恋爱的照片，于是就花时间思考，从而耽误了手头的工作。

相反，如果手机不在身边，我们就会无所适从。

过去，分离焦虑的心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身上。

孩子们从母亲或其他照顾者那里得到食物、保护和照顾。

因此，孩子依恋母亲。

如果他们分开了，他们会有分离焦虑。

如今，手机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个依附对象。

心理学家认为它满足了我们的三种心理需求：效能感、自主性和归属感。

如果我们脱离它，我们会有手机分离的焦虑。

手机在场效应

当人们开车、走路、工作或学习时，使用手机不可避免地会干扰他们的工作。

但是，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手机使用造成的干扰，而是手机出现（即使我们不使用手机）所造成的干扰，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手机存在"。

埃塞克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招募志愿者参与一项手机在场实验。

实验是成对进行的。

研究人员让两个人把他们所有的私人物品存放起来，然后走进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

1代表手机；

2代表书桌上的书；

3代表椅子。

两个人坐在椅子上，聊了10分钟。

谈话是关于过去一个月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谈话结束后，研究人员测量了志愿者与受访者之间关系的质量和亲密程度。

当然，一半的志愿者一边聊天一边把手机放在书上，另一半的志愿者书上没有手机。

研究结果显示，当手机放在桌子上时，双方的质量和亲密度相对较低。

后来，研究人员重复了一个类似的实验，结果与这个实验一致。

这说明手机的存在会影响人们的人际关系。

虽然不知道手机对人们的影响是什么。

这些在手机上发现的心理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1965年，美国心理学家扎伦茨就发现，当别人在场时，人们的生理唤醒更强烈，因此他们在简单的任务中表现更好，但在困难的任务中却受到阻碍。

比如，如果孩子觉得做简单数学题时父母在关注他，他可能会做得更好，但如果他做的是奥数等难题，他就会心烦意乱。

手机扮演着"他人在场"的角色。

除了唤醒，其他人的存在也可以争夺人们的注意力资源。

人们会被其他人分心，把注意力分散在任务和其他任务之间。

因此，手机的出现可能反映了手机对我们情绪的波动，也可能反映了对我们有限的注意力资源的占用。

如果人们只是在做简单的工作，那么手机的出现不会影响到人们。

但是，在复杂的工作中，只要有手机，人们的工作表现就会打折扣。

有研究表明，当人们讨论有意义的话题时，手机的出现会影响人们讨论的效果。

不过，聊天时手机是否出现并不重要。

这似乎提醒我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手里拿着手机是可以的。

不过，如果我们在开会或者想找个朋友敞开心扉谈论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最好"收拾一下"（不用手机），认真交谈。

手机分离焦虑

如上所述，手机给人一种"连接"的感觉，即通过手机与自己的朋友圈和信息源相连。

这种联系感使人们习惯于整天查看手机上的新消息。

直到他们上床睡觉，人们仍然看他们的手机。

很多人整天都离不开手机。

如果手机与人分离，人们会感到焦虑。

南缅因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志愿者随机分为两组。

一组学生在进入教室前必须交出手机。

另一部分可以将手机带进教室，但应保持安静，不得使用。

在这个案例中，研究人员测量了他们正常的手机使用情况，并跟踪了他们的情绪变化。

研究发现，那些不能随身携带手机的人会感到更焦虑，而经常使用手机的人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左右变得更加焦虑。

温和的手机用户没有焦虑。

对于适度的手机用户来说，当他们交出手机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焦虑，但如果手机能随身携带，就不会有焦虑。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在两种情况下做一个单词搜索任务。

在第一种情况下，当他们完成任务时，手机就在他们眼前，只是静音。

在第二个案例中，手机被放在房间的另一端，借口是会干扰实验设备。

他们必须做一个与手机分开的单词搜索任务。

此外，研究人员会在任务进行过程中故意拨打参与者的手机，让他们在挂断电话前响6次电话。

一半的参与者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另一半经历了相反的过程。

结果显示，不能拿起电话会使参与者的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在单词搜索任务中的表现更差。

因为心率和血压是压力和焦虑的生理指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参与者在第二种情况下更焦虑。

为什么人们会有手机分离焦虑？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害怕错过美好的时刻和与人交往的感觉。

这可以追溯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手机满足了社会的联系感或归属感。

现在，如果周围没有手机，我们会感到失落。

此外，有学者认为，由于手机能够满足人们的自主性和自我效能感，手机已经逐渐成为许多人自我延伸的一部分。

丢失手机就像拿走了画家的画笔、音乐家的乐器或宠物爱人的动物。

失去一部手机就像是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丢了。

警惕无手机恐惧症

由于人们对于手机分离的焦虑感非常普遍，有人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无手机恐惧症"（Nomophobia）"Nomo"指没有手机，而（no mobile phone），而"phobia"是指恐惧。

这类似于一种行为成瘾现象。

这使得人们一整天都在看手机的想法让他们分心，以至于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处理其他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现在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时间"碎片化"的原因之一。

人们很难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而且总是被其他新闻短视频打断。

你上厕所、洗澡或游泳时一定要带着手机吗？你经常担心你的手机电池坏了吗？您是否随身携带便携式充电宝，以避免手机断电的"悲剧"？无论你走到哪里，是否有必要检查信号或网络接入信号（WiFi等）？你是否有时会误认为手机在振动，但实际上不是振动的？你有时会找一部手里拿着手机的手机吗？你睡觉的时候手机在哪里？这些都是关于检查你对手机依赖性的问题。

显然，在这个碎片化和个人注意力下降的时代，我们的注意力资源几乎耗尽。

在享受手机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下来，思考如何避免成为手机的"奴隶"。

“艺考圈房思琪案”今日开庭，受害女生：为什么他可以那样抓住我们人生？

2022年9月，一篇名为《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的文章引爆舆论，文中20多名女生自述亲身经历，举报北京艺考培训机构“影路站台”创始人杜英哲长期对女生实施猥亵及强奸。

文章中21名当事人均为影路的前学生或前员工，她们自述杜英哲曾以面试备考为由，要求其当众换衣服；

在不反锁的浴室洗澡，并中途闯入；

甚至做出触摸胸部、强吻、扒衣服等行为。

在此之前，杜英哲曾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他所创办的影路站台，亦是业内知名的老牌艺考培训机构。

2022年9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通报，经调查取证，警方已将犯罪嫌疑人杜英哲依法刑事拘留。

杜英哲被刑拘后不久，2022年10月，教育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部署开展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据教育部官网，同年12月底全国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取得阶段性进展，包括全面摸排建档，严查无证办学机构；

核查从业人员资质，依法清退不合规人员；

拓宽线索渠道，严厉打击性侵等违法犯罪行为；

全面规范整治，查处违规培训行为。

如今三年过去，杜英哲涉嫌强奸、猥亵案也迎来了新的进展，4月23日该案一审将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近日，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对话多名受害者，她们控诉杜英哲的行为，也为当年没能保护好自己和其他人而自责。

过去那些经历仍深深困扰她们，“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如此站在顶端，去抓住你的人生？” 被“杜叔”选中 现在回想起那些在“影路站台”几近窒息的时刻，王丹脑海中还会出现一些画面，她看着全黑的大海，天是黑的，海是黑的，黑色的波浪涌来黑色的声音，攫住她的脚踝，顺着小腿贴上来，淹没她。

2013年，17岁的王丹被老家的艺考机构推荐到北京的“影路站台”。

“29倍均值”，王丹记得当时杜英哲向其父母介绍道，意思是别的机构考上1人，影路能考上29人。

彼时影视行业大热，影视艺考热度亦随之飙升，但多数艺考机构质量良莠不齐，许多开班机构无论是负责人还是授课老师，鲜少和几所名校有直接接触，甚至还有机构直接购买考上学生的合格证来为自己作宣传。

而成立于2002年前后的“影路站台”，已是业内知名的老牌艺考培训机构，创始人杜英哲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其本硕都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同时是知名动漫《小鲤鱼历险记》的编剧之一。

与资历差异同样大的是价格，2万元够在地方机构走完整个艺考全程，在影路只能上20天的单期课程，10万元才可任选一学年机构提供的所有课程，另外找专属艺考顾问还需另收费几万至十几万不等。

“如果花钱能保证更高的录取率，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已经在地方机构缴费过一次的王丹选择花费更高的价钱进入影路。

据多名受访者介绍，学生并非花钱报名就能进入影路，需要经人推荐，杜英哲也会去地方艺考机构遴选优质生源。

△2022年影路站台朝阳校区，图源机构账号 只是在王丹看来，杜英哲的形象很难和艺术气质、品味挂钩。

他留给她的印象总是很骄傲，甚至是有些瞧不起人，杜英哲会直接告诉学生，他认识所有的考官，“他的口吻是那种你没有我，你绝对考不上。

” 生于80年代初的杜英哲，彼时年纪并不大，但影路的师生，都叫他“杜叔”。

他是2001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学生，杜的同学告诉记者，他在校时就参加了校外多个重要项目，对于大学生而言，其资历和资源已非常丰富，他常以“杜叔”的形象在后辈间张罗组局、介绍写剧本等工作。

那时杜英哲对外塑造的形象是人脉广、路子野、专业强，在招生简章中，影路学生的名校通过率也远超其它机构，王丹回想起，当年面对带着光环的老师和艺考机构，自己同期的学生里，好几人因为没能被选进影路还哭了。

但被选中的“代价”正在悄然发生。

忍，是仅有的选择 孙珠后来这样总结她们这群学生的境遇——十七、八岁的年纪离开家人来到陌生的北京，一同居住在封闭的环境里，终极目标是要考上梦想院校。

怎样才能考上呢？每个学校的标准好像都不一样，解释权在考官，但他们接触不到考官，他们能接触到的只有“认识所有考官”的杜英哲。

孙珠在2011年来到影路，她初中因意外受伤留级，电影陪伴她度过一段艰难时光，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北电，“不考上就废了”。

在这里，她最初的感觉是很受鼓励——在高中格格不入的自己在这里被接纳，想法、喜好、个性有了展现窗口。

“但我们本来就觉得，我们读了太多书，看过太多电影，我们跟那些普通的高中生不一样，然后我们来这了，那我们要怎么在这个环境更与众不同呢？” 孙珠报考文学系，练了很多很多故事，但被认为“不够”，不够有个性、有想法。

她开始越来越多写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故事，暴力的故事，写她没有经历过的世界。

“我往越来越出格的方向走，以至于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而过程中我是一直被鼓励的”。

王丹面临的是另一种挣扎，影路会进行一些暴力性较强的电影的学习，还会让学生写性幻想、情色日记的作业，她也会收到“多谈恋爱丰富经历”的建议。

她感觉这和自己原本的认知系统很不兼容，但是如果不按着来，自己的文章写不好了，那该怪谁？ 让学生们困惑的，除了涉及情色、暴力的专业课内容，还有杜英哲经常做出的不当举动。

王丹记得杜英哲常当面评价人“很土”。

“他摸摸你的头发、搭一下你的肩，你觉得这样接受不了，那你就是不洋气、玩不起。

你和老师说，老师会告诉你‘他一直都这样’。

” 她想她们作为学生分辨不了，这是不是自己应该忍受的，或只是“杜叔”的一个正常举动？在一个团体里，不被老师喜欢，“你会感觉羞耻。

他还告诉你，你这样子考不上，那大家都会喜欢跟那个看起来更考得上的孩子玩对吧？” 更令人心惊的是，王丹的室友在考试前一晚被杜英哲叫去突击指导，回来就哭诉被杜英哲骚扰的遭遇。

同学们让她不要再单独见杜英哲，找大家陪着一起去，也安慰她不要让这个事情影响明天的面试。

她们还会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考好明天这场面试。

王丹后来想，比起自我保护意识，当时的她们更希望父母不要失望、不要担心。

如果和杜英哲死磕，考试失去了辅导怎么办？就算考上了被他整怎么办？身边的人都那样簇拥他，她们真的相信他很厉害。

那么，忍是最小代价，也是仅有的选择。

以“白衬衫”之名 第一年落榜后，王丹在第二年还是来了影路。

她解释自己的选择——“第二年会更不想输。

如果没有杜英哲，可能考得好，也可能不好，概率五五开。

但有了杜英哲那些小道消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成功的概率到了70%。

” 艺考中的第三轮面试环节，是更依赖考官主观评价的环节。

考官每天要面试数百人，留给每位考生的时间很短。

怎么在这个环节里让考官注意到自己？杜英哲会向他们传递一些信息。

第一年，杜英哲提前告诉王丹，面试她的考官喜欢五月天。

这个信息真的有用吗？“它会让你感觉没有边际的主观题，能摸到一点点边了，不一定真会问到，但你突然就会对此有了一些把握，信心大涨。

” △影路朝阳校区“一对一教室”，图源机构官方账号 在所有这些“小道消息”中，“白衬衫”几乎成了一个符号。

王丹称，这指杜英哲告诉过她们，有考官喜欢穿白衬衫的女生，这样显得性感、精神，“然后就有了缠胸这件事。

” 2012年上半年，孙珠进入北电三试，侵犯来的毫无预兆。

面试开始前，杜英哲和妻子陈某叫她去学校对面的影路书店进行“突击指导”。

陈某说她穿的衣服松垮不精神，让她穿自己的白衬衫，但两人身高、体重有着显著差距，孙珠扣不上衬衫扣子，于是陈某建议她去买胶带缠胸。

孙珠从便利店出来，看到杜英哲招呼她，带她来到一个关上门的房间，在那里，杜英哲完成缠胸动作，陈某未再出现。

孙珠原本满是面试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十多年过去了，她仍然记不起当时面试的任何内容。

只记得走出考场去地铁的路上她一直哭，遇见等待的家人询问面试情况，她没憋住，哭诉了一切，却被告知“进这个圈子就应该想好”。

她没再说话。

第二年考试，王丹遭遇类似情境，杜英哲说要给她缠胸的表情那么严肃，好像是在做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她坚持拒绝，杜英哲则说，那你绝对考不上。

她的老师还跑来问她：“你今天是不是得罪杜叔了？他说你没救了，很多信息不会透露给你了。

” 进入考场前，王丹觉得自己完了。

孙珠和王丹最后都没有考上北电。

次年，孙珠回影路做过兼职老师，面试前一晚，有女生发消息给她，称杜英哲要求自己去单独的房间试比基尼，女生趁着有男生进来跑出去了。

但她在北京能去的地方，也只有影路老师和学生们都住着的酒店。

孙珠当即开车跨越小半个北京，将女生接回家守着她背书，次日又将女生送到学校考试。

孙珠待了一年后离开，她不知道后面的学生又经历了些什么，而在检方最早出具的起诉书中，杜英哲在2006年至2019年间，涉嫌相继实施7起强奸行为，其中5起因当事人反抗未遂，受害者年龄在17岁至24岁不等。

此外，杜英哲在2012年至2019年，以帮助缠胸、调整衣物、实施惩罚等为由，趁当事人睡觉或强行实施，涉嫌强制猥亵十余名女性，年龄在17岁至22岁不等。

多名受访者、知情人亦叙述，这并不是全部，有些事件因年代久远或发生于私密空间缺乏有力证据难以追责，有些事件则因当事人已开启新生活放弃追责。

“感谢她们的勇敢，让我心底的阴暗面见到光” 在曝光杜英哲的那篇文章里，有多名影路的女老师讲述被杜英哲性侵害的经历，也有老师以沉默者的形象出现。

有当事人提到，“一车的老师，让你上车暖和一下之类的，然后（杜英哲）当着所有人的面摸你的手或大腿，当你很恐慌想向其他人寻求帮助的时候，大家就会默默把脸别过去无视这件事。

” 而同样作为老师的杜英哲妻子陈某则更像一名“帮手”，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她们进入被杜英哲骚扰的空间，常是去找陈某，或者以为是被约去他们夫妻同在的地方。

有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亦称，杜英哲在影路占绝对强势地位，很多人都和他有分歧，但没人能赢他。

而不仅是授课老师，杜英哲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辱骂他的妻子陈某。

王丹记得有一回在集训会上，陈某正在给学生们提意见，杜英哲直接打断她，跟学生说“不要听她的”，陈某退至一旁，不再说话了。

“我感觉她一直很服从于他。

”也没有人会去和杜英哲较劲，“他脾气太大，忤逆到他的话，会当着学生的面直接骂那些老师。

如果不听他的，就会先丢面子，再丢工作。

” 一名曾在2010年至2013年在影路授课的老师卡夫卡，称自己当时去质问过杜英哲，后者否认，称是女孩“自愿”。

到2018年重返影路任教的那一年，他发现杜英哲甚至是默许这些传闻变形或夸张，以彰显其“被过度吹嘘的能力”。

在卡夫卡看来，杜英哲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能量。

作为共事者，他更头疼杜英哲的强势性格，他们曾在一个编剧工作中和合作者发生冲突，杜英哲当着所有人的面扇对方巴掌。

有一年因疫情取消艺考，杜英哲狂发文章骂学校。

卡夫卡觉得“他是自己亏几十万也要搞死你”的人。

“他的那些罪恶太久，你见的时间太长，已经麻木了”，这份埋藏的内疚感，让他参与了对杜英哲的曝光。

2022年9月，一篇名为《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的文章发出，文中20多名女生自述亲身经历，举报杜英哲长期对女生实施猥亵及强奸。

9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通报，犯罪嫌疑人杜英哲被依法刑事拘留。

那次实名举报事件也引发集体声援，许多师生公开流露自己的内疚，“身份和年龄的变化带来虚伪的治愈感，许多人背负着秘密继续生活下去，直到今日。

感谢她们的勇敢，让我心底那块荒蛮已久的阴暗面见到光。

” △杜英哲道歉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星美是杜英哲被控罪行中最早的一名受害者，她于2005年受当时还是杜英哲女友的陈某邀请，来到他们的出租屋，被杜英哲强行发生性关系，陈某也在场，这让她困于抑郁多年。

那场集体曝光，她也站了出来，自己以为的被迫“背叛”，原来是杜英哲涉嫌犯罪，而这种行为竟在艺考机构的年轻女孩中延续如此久。

后来，星美成为跟进案件进展的几名核心当事人之一。

她告诉记者，最开始提交至检察机关的杜英哲涉嫌的罪名是强奸罪和侮辱罪，后变至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

此外，杜英哲的妻子陈某在杜英哲案中是核心证人之一，其本人目前未被追诉。

星美称，杜英哲对于检方指控的内容一直不认可。

4月23日，案件将开庭审理。

（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老人想把房产留给独生女，为什么还要立遗嘱？

“立完遗嘱后，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日前，年过六旬的邓女士（化姓）前往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广州荔湾分库订立遗嘱，将名下唯一的房产定向传承给独生女儿，确保财产仅归女儿个人所有、与配偶无关。

老人只有一个孩子，为什么还要立遗嘱？一纸遗嘱，是老人防范未来财产分割风险的未雨绸缪，藏着沉甸甸的“母爱保障”。

独生子女不一定能自然继承全部财产 邓女士早年丧偶，独自一人将独生女抚养成人。

她名下唯一的房产，是早年通过单位福利分房购置的房改房。

这套房子，也是她的全部身家。

如今，女儿已经结婚生子，女婿是外地人，在广州没有房产，平时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随着自己年岁渐长，邓女士心里放不下一件事：万一将来女儿的婚姻出现变故，女儿会不会因为财产问题受委屈、失掉底气？ “像邓女士这样因担忧子女婚姻风险而提前订立遗嘱的父母，在中华遗嘱库并不少见。

”中华遗嘱库广州荔湾分库项目志愿者蒋懿杰介绍，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近三年来，因关注婚姻风险、隔代继承等问题咨询遗嘱业务的人群占比持续上升。

为避免法定继承中可能出现的财产分流问题，邓女士来到广州荔湾分库，提前订立遗嘱，明确将房产定向传承给女儿，从法律层面为女儿筑牢婚姻中的财产安全防线。

很多父母认为，自己只有一个孩子，百年之后财产自然会全部归孩子所有，没必要专门立遗嘱。

对此，蒋懿杰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蒋懿杰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这意味着，如果父母没有立遗嘱，或者遗嘱中没有特别注明，那么独生女在婚姻存续期间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就会成为她与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将来婚姻出现变故，这笔财产在离婚时很可能会被分割，配偶有权主张分割其中一半的份额。

“因此，邓女士的担忧并非多余。

”蒋懿杰说，她女儿继承房产后，如果没有特别的法律安排，这套房子就可能面临被分割的风险。

遗嘱须明确写出“指定继承”条款 不少人关心，在立遗嘱时，如何确保财产只归子女个人所有？ 蒋懿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赋予了公民通过遗嘱处分个人财产的权利，可以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继承。

更关键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遗嘱的订立必须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以确保法律效力。

”蒋懿杰说，建议通过专业机构订立遗嘱，不仅能够确保遗嘱形式合法有效，还能在登记保管、继承执行等方面提供持续的服务保障。

对于独生子女父母而言，如何做好财产传承？蒋懿杰建议，尽早规划，不要觉得遗嘱是“身后事”就拖延，趁自己身体健康、意识清晰时订立遗嘱，是最稳妥的做法。

此外，遗嘱中必须明确写出“指定继承”的条款，否则子女继承的财产仍有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也要选择专业机构协助，确保遗嘱形式合法、内容清晰、保管安全。

遗嘱订立后，如果家庭或财产状况发生变化，也需要及时更新遗嘱。

“财产传承不只是一纸法律文书，更是父母对子女的牵挂和长远的守护。

”蒋懿杰说，提前用法律工具做好安排，既能让父母心安，也能让子女在面对人生风雨时有坚实的底气。

南方+记者 汪祥波 通讯员 周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