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8年，我20岁那年，分配到了油田的勘探处，和一百多人集结，从七里镇（甘肃敦煌以西七公里的戈壁滩上的一个石油小镇）出发，经冷湖去花土沟。

破旧的客车像毛毛虫一样，在柴达木盆地笔直的公路上蠕动。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不仅人缺氧，连车也跑不动。

那是我第一次去花土沟，看到油砂山林立的井架，还真有一番激动，对未来的日子充满憧憬。

在距离花土沟50公里的昆仑山下，很多节野营房围成的一个大院子，我们安营扎寨。

我被分配给一位叫李福的师傅当徒弟。

第一次见到师傅时，他30来岁，人很好；满脸胡须，刮胡刀刮过后下巴呈铁青色；说话很慢，音调也低；但干起活来很利索，力气很大，憋足劲能抱起一个装满机油的大铁桶。

我对石油勘探一知半解，闲暇时间李福师傅把石油勘探的流程反复给我讲了很多遍。

我从事的钻井是勘探的一个环节，开着背载钻井机的车辆，前往指定的测线井位打井。

打井分深井和浅井，深井要二三十米，浅井只有四五米。

开始我对一切都好奇，跟着师傅学了一个星期后，慢慢地就能上手操作钻机打井。

地层好的地方很好打井，一支烟没抽完就能打完一口井，再挪个地方打第二口。

遇到岩石层，就不好打井了，干一天下来，都变成了一个个土人。

测线有长有短，长的几十公里，短的几公里，每隔十米打一口井，多的时候一天要打一千多口井。

一个多月后，我渐渐适应了钻井重体力工作，手指骨节开始变粗，饭量也变大了，每天干不了两小时，肚子就饿，盼着炊事班的人送饭来。

饿的时候就想，当炊事员多好啊！

业余时间很无聊，队上的师傅们打麻将三缺一，我被叫去凑数，打放炮自摸都5块的推倒和。

他们都是麻将精，打过两三次，我就把身上的钱输得一分不剩了。

野外每个月工资加补贴300元，钻工是重体力活定量发粮票52斤，扣除吃饭和喝酒的钱，发到手没多少。

没有钱的时候，就到管理员那里赊账，结果有一个月发工资，管理员说我的欠账太多，要倒贴钱给他。

一看账单，全是欠酒记录。

那会儿身体好，每晚都要喝一斤白酒才罢休，是我酒量最大的时期。

由七里镇经冷湖前往花土沟的路线图。

制图：郑爽

在2136勘探队，作者居住过的野营房 。

摄影：梁泽祥

摩尔钻机，当年打井时使用的钻机之一。

摄影：古凯

几部钻机同时打井，会扬起很大的尘土。

摄影：梁泽祥

临近收工，队里电台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所有设备和野营房不得搬迁，原地封存，留人看守，明年将在这个区域继续勘探。

队长开始琢磨安排留守看家人员。

他先发通知，没人回应；又到各个班组征求了一圈意见，也没人吭声。

在野外干了半年，大家都想早点回家。

我很好奇，就从李福师傅那里打听，“看家”是个什么情况？他说看家就是留人在营地守护设备，免得被破坏或丢失。

他说他就想看家，可以挣到一大笔钱。

可是，他又说，出工前才从老家找了个女人结婚，女人还在基地等着呢。

看家到底能挣多少钱？我开始盘算，在野外每月工资300元，看家定额4人，单位允许一人值守，从当年9月到第二年3月，一共7个月，可以挣到8400元，都快接近万元户了。

在这个诱惑下，我找到了队长报名看家，他立马同意了。

我琢磨着，挣到这笔大钱后，就可以买台相机，到南方去旅游。

可第二天早上，队长把我叫到队部，东拉西扯地问我，家里什么情况，是不是失恋了，为什么要求看家。

我说想挣钱去旅游。

他说想了一夜，让我这样的小伙子看家，一个人在野外七八个月，寂寞难熬，实在是太残忍了。

谁看家都行，反正不同意我。

我沮丧了两天，后来听说，李福师傅要留下来看家，队上将安排一辆车，把他“新婚”的女人接来陪他。

施工结束了，队里封存所有设备。

我用铁板给师傅焊了一个大方罐，用来装七八个月的生活用水。

大方罐焊得很漂亮，得到了队长的夸奖。

这是我业余学电焊后的第一件作品。

食堂把剩余的几袋面粉和一点蔬菜都留给了师傅，我把几本书也留给了他。

临别前，我们互相挥挥手，百十号人就全部撤离了营地。

回到七里镇基地一周后，队上才有车把他“新婚”的女人送上去。

送的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师傅的女人，长得很漂亮，但感觉她眼神里还有一丝媚态，怎么也不能将她与那体格粗壮、脸庞丑陋的师傅联系到一起。

我们这些单身小伙都很羡慕师傅。

轮休的日子无所事事，天天喝酒打牌，但时不时就会想起师傅。

好多天过去了，他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年昆仑山下了很大的雪，不知道他和他的女人在野外过得怎么样？

开春后，接到了集结出工的消息。

从七里镇出发，颠簸一整天，傍晚到营地。

见到师傅时，几乎认不出他了。

他两眼充满血丝，头发胡须长长的，像原始人。

在高原上孤独地待了近两百天，语言功能退化了。

我问他这七八个月日子怎么过的，他木讷的嘴唇哆嗦一会说：“挺好的！”我问他师娘呢？他扭头不回答。

又追问了几遍，他低声说：“来了一个多月，就跑了。

”

后来，有人告诉我，师娘跑了与我有关。

我给师傅焊的那个水罐，罐底是漏的，不到一个月，一罐水就全漏光了。

两口子吃水，只能到十几里外的东沟里去背。

下雪后，就一直靠化雪水用了。

营地方圆几十里都是无人区。

有人说，师傅与他新婚的妻子，在野外第一个星期，干柴烈火，都没有顾上穿衣服。

第二个星期开始，两人便大眼瞪小眼，不停地争吵起来。

一个多月后，师娘跑了。

听说她一个人从昆仑山下的营地往北走了60里路，到国道上，搭便车，回西宁附近的老家了。

之后，师娘再没回来，这些年师傅一直是一个人过。

想起师傅，我就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2

野外搞勘探，地形复杂，人烟稀少，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

不过，勘探队员野外经验超级丰富，就没有想不出的办法。

他们有句口头禅：“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假如要参加美国电视里的“荒野求生”栏目，一定比他们强得多。

柴达木盆地经过几十年勘探，好找油的地方早已让前辈干完了，剩余的就是啃骨头了，不是高山深谷就是沙漠沼泽，遇到沼泽地区还要分季节去干，只有到冬天，地表结冰硬化才能进得去。

但到了花土沟一带的盐湖地区，即使天气再冷，湖水也冻不住，勘探队员就要想出各种办法打井放线放炮。

在尕斯库勒湖附近施工，看似平坦的湖面下藏着盐穴，最深的有几十米。

制造浮船也不好干，车辆陷进去是常事。

后来单位买来部队淘汰的几辆坦克，作为勘探作业用车。

在湖边浅滩还行，畅通无阻，肆意横行，往纵深前进，一辆坦克就掉进了盐穴出不来，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在柴达木东部的达布逊湖施工，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一辆拉大线的卡车，路过盐湖附近的低洼路，以前天天都从这里经过也没事，但出事这次，车头刚进去就下沉。

车厢上的人都迅速跳车逃生。

驾驶员努力想把车开出来，加油冲了几次，错过逃生时间，一起沉入盐湖。

现场人员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束手无策。

后来勘探队想把人和车打捞出来，尝试多次都没成功。

几个月后，油田请了青岛的海军潜水员，才把牺牲的驾驶员遗体弄上来，遗体已经被饱和盐水浸泡成人体标本了。

有些地方，冬季无法施工，夏季也不是没有危险。

2005年5月13号，距花土沟东南60公里叫大乌斯的地方，就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野外勘探伤亡事故。

当天上午还是晴空万里，气温20摄氏度左右，出工的勘探队员多数衣着单薄。

下午6点左右，西边突然出现一片黑云，一场特大暴风雨雪悄然向他们袭来，气温骤然降到零下10摄氏度，瞬间地面积雪，能见度不到10米。

经过全力营救，最终，在这场暴风雪灾害中，还是有15名勘探队员被冻死。

勘探队员献身戈壁，这不是第一次。

柴达木西部有个地方叫“南八仙”。

1955年，有八位南方来的女勘探队员，在冷湖以东的风蚀残丘中跋涉测量，返回途中，遭遇铺天盖地的沙尘暴，迷失方向，长眠于此。

后来为了纪念她们，石油人把这里叫作“南八仙”。

我当勘探队员的时期，生产生活条件都比早年改善多了。

日常遇到一点困难，爱絮叨的老师傅，总爱拿勘探传统故事来教育我，说我不能吃苦。

有一次，在花土沟西南部，昆仑山下叫阿拉尔的地方施工。

那里是一片湿地。

进入草滩，一种细小的黑蚊子，多的时候一团一团地围着人转圈。

那蚊子别看小，但毒性很大，脸上咬一口，几分钟就会肿一大片。

用手拍死蚊子，会闻到一股草腥味，仔细观察，那些蚊子原来是落在芨芨草叶子上，吸附叶子里的汁液。

最痛苦的是去拉屎，屁股被咬得全是包。

我们一到来，吃素的蚊子便开荤了。

后来工友们总结出经验，拉屎的时候要先在旁边点一堆火再脱裤子；要不跑就到一个山头上去拉，那里风大，蚊子都吹跑了。

我同营房的师兄郭月平，是个讲究人，每次拉屎都要去很高的山头上，说那里风更大，太远就开钻机车去。

有一次不小心把车开翻了。

那可是德国进口的MAN车，73万美元一台买来的，马力巨大，320马力。

海湾战争时，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过美国兵用MAN车运输坦克。

西南部的工区任务结束了，勘探队沿昆仑山整体往东搬迁。

新工区工作量不大，队上把女工都安排回基地轮休了。

搬迁的时候，发现队上有一间野营房是原来设计的洗澡间，一直当库房使用。

向队长提出来，他安排腾空物资，让电工给收拾一番，洗澡间准备好了。

队上清一色的男人，几个月没洗澡了，我们毫无顾忌地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穿越小队大院，到后面去洗澡。

淋浴水量大，温度自己调，很舒服。

可没洗几分钟，就发现不对头，水里像是有针扎的感觉，一阵有一阵没有。

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漏电，突然就严重了，几个人瞬间就被电打得连滚带爬地摔出洗澡间。

过后，再也没人去洗澡了，那间洗澡间又变成了库房。

终于完工，队长要求我们3部钻机车都开回七里镇维修。

回家路上有种凯旋的感觉，你追我赶。

冲出荒野，眼尖的队友发现，离公路不远的地上有一具穿羊皮大衣的尸体。

看他脸的状态，已经死亡多日。

怎么会死在这里？也不像凶杀。

师傅有经验，说这是昆仑山里的淘金客，可能晚上迷路了，其实就差两公里就走到公路了，可他看不见路。

我们报了案，公安来得很快，打开尸体衣服，在胸口找到一个用羊皮缝制的口袋，倒在地上，全是一坨坨不规则的黄金。

公安分析说，这人估计偷了金矿上同伙的金子跑出来的。

公安拿着金子走了，叫我们把这个人就地给埋掉。

这事处理完，耽误时间太多，车跑到晚上，过老茫崖后，有一辆车发动机一阵异响，趴窝了。

天漆黑漆黑的，怎么也发动不着，都说是白天遇到那个尸体太倒霉了。

大家经过讨论，决定留下一人看车，等待救援，其他人挤上别的车先回。

大家开始还都争着表态要留下看车，我没有说话；可后来，我刚说了一句“我留下”，有人就说“好”，没人再吭声了。

只好认了，谁让我在里面最年轻呢？

我在车上等待了3天，没吃没喝；等见到救援的人时，我已经站不起来了。

在盐湖施工的情景。

摄影：朱海彬

2005年6月，人民网刊发的消息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勘探队员在野外施工都是扎帐篷作为营地，遇到柴达木的大风沙，帐篷经常被刮跑。

摄影：古凯

当年从德国进口的MAN车一台73万美元，背着国产钻机。

古凯 提供

当年勘探中用过的坦克，后来都放在石油基地七里镇的一个公园里。

摄影：孔海云

3

昆仑山下，有个叫切克里克的地方，在这里勘探施工最有乐趣。

昆仑山北坡地貌是按海拔变化阶梯分布，顶部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寸草不生的石头荒山，往下有沙丘、戈壁、草场、沼泽。

别看这里气候恶劣，但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野牦牛、野驴、野马在戈壁奔跑，藏羚羊、黄羊灵巧地跳跃，狼、狐狸在悄悄地追寻猎物，地面上的小型动物也很活跃，荒漠与草地间有旱獭、野兔，更小的有一种跳鼠，像澳大利亚袋鼠的缩微版，非常可爱。

我经常捉跳鼠玩，夜间车灯一照，跳鼠就立定不动了。

我们的营地驻扎在切克里克的平缓地带，有一部分是牧场，居住着一户蒙古族牧民，主人叫巴特尔。

刚到这片工区时，我出于好奇，去过他的毡房。

巴特尔汉语很差，只能做最简单的交流。

他从来也没有走出过这片草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记得他用磕磕巴巴的汉语问我：“现在的毛主席是谁？”我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把毛主席当成了一个领导人职位。

勘探的地震测线要穿越巴特尔家的草场。

他家有很多羊、牛、马和骆驼，常看到他骑着马在羊群附近遛跶，胸前挂着望远镜，背上挎着一杆枪，脸庞晒得黝黑。

一天下午，我们打完井返回营地的途中，遇到羊群。

四周望去，巴特尔竟然不在。

机会难得，想着逮上一只。

于是停车去追羊，原本平静的羊群迅速逃离，在凸凹的草滩上跑得飞快。

我们追了五六十米，在即将抓到的瞬间，前方土坑里突然冒出一个人，巴特尔站在那里，手里端着枪，对着我们。

马上掉头往回跑，生怕他开枪，连滚带爬到车里，一溜烟就跑了。

看来巴特尔的枪不仅是防野兽，也防人。

巴特尔比较淳朴，就算头一天我们袭击过他的羊群，第二天去他的毡房，他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热情地给我们倒奶茶喝。

有一次去打井途中，发现测线上卧着一匹黑马，一动不动。

下车一看，原来这马的一条腿踩到勘探井，卡住了。

一定是巴特尔家的马。

我们又拉又拽，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济于事。

决定离开的时候，我看见马在流泪，就坚持要用钢丝绳穿在马身下，再用钻机升降系统拉它出来。

师傅却不同意，说这样弄，一下就把马撕裂了，马肉又不好吃，巴特尔不会在乎少一匹马。

我被劝着上车就走了。

可从那一刻，脑子里就一直是那匹流着眼泪的马，卧在那里无法动弹。

第二天，去打井的路线变了，想去看那匹马，就得绕很远。

第三天，打井的路线离那匹马就更远了。

第四天，继续央求师傅去看马，软磨硬泡，他同意了。

绕道十几公里，来到马的身旁时，我惊呆了。

它还活着，急速地喘着气。

它两只眼睛没有了，黑黑的两个窟窿，血迹未干。

天空中盘旋着几只秃鹫。

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去看马了。

老测线上井打完了，等待新的任务，在营地休息的日子寂寞得要发疯。

没事就喝酒。

喝多了，满脑子都是那匹身陷困境的马。

夜里，我常跑到野营房外的戈壁上，对着天空一会儿放声大喊，一会儿高歌，一会儿狂笑，有人说我精神出了毛病，已经快疯了。

队长说这是患了典型的戈壁综合症，“气候干燥，生活枯燥，心情烦躁”，要回到七里镇，看看绿色，看看女人，自然就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爆炸班组告急，说测线上连接炸药的雷管线有一百米被拔掉了。

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难道是巴特尔发现有一匹马丢了，以为被我们逮住吃了，故意报复我们？

队长安排一些人去巴特尔家交涉一下，要求好好解释，不能发生冲突，只要以后别再破坏就行。

我们一伙20多人，在司机小魏师傅的带领下，大小车开了6辆，团团围住了巴特尔的毡房。

在毡房里发现了丢失的雷管线。

巴特尔的女人和孩子以为废弃了，才拔去准备编织成绳使用。

我们人多，把巴特尔给吓唬住了，小魏师傅气势很凶，告诉他破坏石油勘探是犯罪。

看巴特尔听不明白，小魏就开始计算破坏测线施工的成本，七算八算，要巴特尔把所有羊、马、牛、骆驼全都赔给我们也不够。

巴特尔还是不太明白，小魏师傅说要不就报政府处理，公安要抓人的，接着用手摆出个手枪形状，对着巴特尔的头“啪！啪！”两下，这时巴特尔似乎明白了，用蒙语给女人孩子说了一通，女人孩子都吓傻了。

过了一会儿，巴特尔结结巴巴地问我们要怎么办？小魏师傅一副放松的表情，说那就不报政府了，只需要赔20只羊、5头牛就可以了。

巴特尔又用蒙语与他的女人叨咕了几句，就同意了。

之后队上伙食改善，吃过一次羊肉。

听说队长不同意要巴特尔家的赔偿，只弄来了两只羊就完事了。

没几天，发现巴特尔的毡房搬家了，离我们的营地又远了四五公里。

多年过去，想起那个说话不利索的巴特尔，就有一种内疚感。

在昆仑山下切克里克勘探现场，经常会遇到牧民的羊群。

摄影：朱海彬

4

到了1990年代，不论是七里镇还是花土沟，天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最明显是单位的澡堂子、理发室没有了，被桑拿、洗头屋代替了，一间间卡拉OK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大街上出没着成群的穿白鞋白裤、画着红红嘴唇的女孩，都是外来的小姐。

这一年出工的路上，我们目睹了一起离奇的车祸。

一辆地方单位运石棉的货车跑在我们车的前面，突然撞倒了路边的电线杆，车翻到沟里，从挡风玻璃里竟然飞出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女人的裸体，可惜碰撞得很惨，肚子被划开，肠子都出来了，奄奄一息。

我们立即组织营救。

队医只能进行简单包扎，由事故方的其他车辆，将裸体女孩和货车司机送往就近的冷湖医院抢救，后来就不知死活了。

营救完，才知道，这辆车的司机长期跑长途，在大戈壁上实在寂寞，就包养了一个小姐陪着跑车。

夏天车里太热，两人索性就脱光了衣服，走走停停，忙忙碌碌。

可能是司机太累了，撞上电线杆出了事故。

车报废了，但车上的录音机没有碰坏。

我们离开时，录音机里面还在用很大的音量，反复地播放着齐秦的歌曲：“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这大概是我在公路上遇到的最浪漫的司机，其实很羡慕他。

油田要提高产能，加大勘探的投入。

我们的任务也加重了，队上调来很多人，也有分来实习的大学生、技校生。

女人也增加了不少，她们主要干放线、收线的工作，看似劳动强度不高，但一天在测线上来来去去，少的要走十几公里，多的时候要走几十公里。

单身汉们天天都惦记着那些女人，打听谁没结婚，谁没对象。

长相好的，一定出野外之前早就有主了。

在那个缺少女人的野外环境，真是“车过当金山，母猪赛貂蝉”。

单身汉每个人心里，都暗暗有了自己相中的目标。

钻井班的年轻人没多久就与几个女技校生混熟了，总邀请小英（化名）和晓丽（化名）来我们营房。

晓丽是个很特别的女孩，甘肃人，鹅蛋脸，长辫子，性格开朗。

她爱笑，也爱讲笑话，还能表演独角戏。

她还有个本事，各路方言都能说，特别是上海普通话说得非常地道，逗得大家捂着肚子笑。

有一次晓丽讲了一段上海话后，我问她怎么学来的，她说母亲是上海崇明人。

我追问，上海人怎么跑到西北来了？她扭头岔开话题，不说这事了。

没过几天，我们营房有人从基地弄来一台放像机和十几盘录像带，都是一些三级片，每天都扎一大堆人看录像。

小英和晓丽过来一看是这些录像，很不好意思，就再也不来串门了。

我们通常看到晚上12点左右，队上的发电机关闭停电，录像带卡在放像机里取不出来，便不再管它。

早上6点营地发电，我们还在睡觉，电视机来电了，屏幕里面的角色就开始劳作了。

那些录像带没有看完，队长就知道了，怕影响不好，就把放像机没收了。

录像看不了啦，大家又想起那俩女孩。

一打听才知道，晓丽被一个老工人搞定，谈上恋爱了。

夜里，睡不着觉，我把暗自喜欢小英的想法，告诉了同屋工友。

他给我分析了一下，说小英长得太差，配不上我。

而且她有严重的心脏病，这种病就不能结婚，不然新婚之夜圆房的时候，她会“嗝”地一下死掉。

假如不死，生孩子的时候一定会死。

我真相信了。

可过了几年，我听说同屋的工友与小英结婚了，娃也生出来了。

女人在野外工作，想方便的时候最不方便。

遇到这种情况，几个姐妹会事先说好，几个人围成一个圈，轮流在圈里方便。

后来我们教会她们开钻机车，开到两三百米外去解决。

这年的野外施工，还发生了一件女工受伤的事件。

测线经过一大片盐碱地，到了中午，烈日当头，气温很高。

放线车的水箱开锅了，冒着很大的白烟。

遇到这种情况，车不能熄火，熄火发动机就会报废，只能低转速，及时补水。

由于距离太远，车载电台联系不上救援，只能自己想办法，携带的饮用水剩余不多，全加上也解决不了问题。

只能采用土办法，以尿代水。

男人们轮流往水箱里撒尿。

在高温环境下，人都快脱水了，没多少尿。

于是动员女工来撒尿，开始她们不同意，后来有个女工带头爬上车，脱下裤子对着水箱口就尿。

接下来，女工们只好全都排队上去尿。

可就在一个女工尿的时候，突然意外出现了，发动机转速提高，水循环加速，水箱口冲出一股滚烫的热流，直刺向撒尿的女工。

一声惨叫，摔了下来，女人的下面被烫了，据说烫得很严重，全部被烫烂掉，而且那个部位不好痊愈。

这个女工叫葛青梅，老家在西宁郊区的农村，1984年招工来到勘探队当放线工，到被烫伤的时候还没有结婚。

很长一段时间，队上都有人时不时地责骂那个驾驶员，说是他故意脚踩了油门，还有人想揍他。

他却辩解说，是发动机不稳定，自动加油的。

烫伤的女工被送到西宁治疗，就再也没有回来。

想起她，都心痛。

通往花土沟的公路，就在这附近发生过一起因夕阳炫目引起的惨烈车祸，死了5个半人，其中一个是大肚子孕妇。

摄影：张旭

勘探队放线班女工平均一天要走二三十公里。

摄影：古凯

我们勘探队的青年员工接受油田电视台的采访，上图中间4人都是新毕业的大学生。

左起：许宏 康平 王伟莲 李永奎 徐永权。

摄影：梁泽祥

好不容易熬到施工结束，回到七里镇的时候，树叶都落光了。

那一年的冬休季，过得最无聊。

我整天与青海籍的工友幺蛋混在一起，不是打牌就是喝酒。

他大我很多，听说他与一个重庆的女人有过短暂婚史，他有个恶习，喝多了总爱打老婆。

重庆女人是出名的厉害，反倒把他一顿暴打，然后就离婚了。

每天中午在家吃完饭，就会听到口哨声，那是幺蛋在呼唤我，天天如此。

出勘探处大院的西门，我们通常是先进入右手的一家台球室，打三局斯诺克，赌注就是谁输下午喝酒谁买单。

决出胜负，便去北面的一条商业街。

跟着幺蛋逛那些小店，什么东西也不买，没有目的地瞎逛。

时间长了，发现幺蛋逛小店的规律。

他带我进的小店，大多都是有姿色的女人开的。

老贸易公司左侧有一家非常小的凉皮店。

一个脸上永远没有表情的老太太忙碌着，别看她没有表情，但做的芥末凉皮特别好吃。

不知道哪一天，店里来了一个端盘子的长辫子姑娘。

幺蛋判断，这姑娘不像是本地的，本地就没有这样的肤色，白白嫩嫩的脸上泛着微微的腮红，五官极为精致，特别是那双眼睛，会说话。

自从发现长辫子姑娘后，我们每天都要光顾凉皮店，总是直钩钩地盯着她看，找借口搭讪。

她总是转头莞尔一笑，便躲藏在面无表情的老太太身后。

我们总以最慢的速度吃完凉皮，才把位子让给别人。

之后便去商业街东头，是维吾尔族人买买提卖烤羊肉的摊子。

在这里会遇到很多勘探队的工友，一毛钱一串烤羊肉，八毛钱一瓶啤酒，总喝得没完没了。

到了傍晚，我与幺蛋告别还在喝酒的工友，按原路返回，路过凉皮店要看一眼长辫子姑娘，再进入老贸易公司。

幺蛋每次都要到日用品的柜台，买一支牙膏、一块香皂才离开。

我问幺蛋，你家吃牙膏香皂呀，天天都买？其实我明白，他想泡日用品柜台的营业员。

那女人总穿一身红底黑格子上衣，齐耳短发（当地俗称剪发头），脸庞清秀，嘴角微微上翘，上嘴唇右侧有一颗美人痣，是老贸易公司里最漂亮的女人。

记不清这样的日子过了多少天，幺蛋到底买了多少牙膏香皂。

突然有几天，幺蛋不再来找我了。

我在家也憋得慌，就按老路线出去。

到了买买提烤羊肉摊，一打听才知道，几天前的晚上幺蛋喝多后，拿刀捅伤了人，被公安抓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一个人在街上遛跶，也去吃芥末凉皮，挑逗长辫子姑娘，但她从不与我说话，只是一笑。

我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爱上她了，她从不理我；我甚至怀疑自己长相太丑，配不上她。

老贸易公司也每天都去，学着幺蛋买牙膏香皂，只不过与那剪发头没有说过多余的一句话。

有一次她把牙膏香皂递给我，手碰触到她指尖的时候，感觉一阵发麻，出了商场就兴奋得跑起来。

我妈看到家里一堆牙膏香皂，问我买这些到底想干啥？

元旦的前一天，我还是挂念着长辫子，去了凉皮店，她却不在。

憋不住，向没有表情的老太太打听，她没有吭声。

我问长辫子为什么不理我，老太太冷冷地嘣出两个字：“哑巴！”

走在大街上，第一次体验到失恋的味道。

5

在荒原上一天到晚找石油，时间久了，没了开始的新鲜和激情，有了麻木。

也为自己的前途发愁，重体力的钻井工作又脏又累，看不到希望，度日如年。

我曾在营房里每天都写下一笔，写了很多的正字来记录日子，就像在坐牢。

我发现队上的拉水车司机岗位最好，不仅不累，还可以出入小队，每天去花土沟拉一次水，比其他人自由多了，让我羡慕不已。

我们队水罐车司机何桂新，外号“何大癞子”。

他脸黑，光头，一米八的个头，从来没见他笑过。

他酷似电影《少林寺》里的秃鹰，比秃鹰还要生猛，我第一次见到他，都不敢与他直视。

他平时衣服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天天抽的都是好烟，有酒喝有肉吃，打起麻将，兜里摸出来的全是一沓沓的“大团结”，大家都弄不清楚他哪来这么多钱。

我找理由向队长请过几次假，才在休息的时候搭上“何大癞子”的水车去花土沟。

路上我给他递上一支烟，他一看竟然扔出了车窗外，兜里摸出一包好烟扔给我。

我问他，怎么这么有钱，怎么挣来的？是卖车油箱里的柴油吗？他却一本正经地教育我：“公家的柴油能卖吗？再说就两个油箱，也装不了多少，能卖多少钱啊？想挣钱要靠动脑子。

”接着问我想挣钱吗，我说当然想啊。

“何大癞子”说，今天就给你找个挣钱机会。

没多久就到了花土沟，车七拐八拐来到北山下的水站。

十来分钟，我们把一罐水就装满了。

接下来他把车开出水站停在一边，拿出一个红色的记录本给我，他解释说，一会儿看到有油田以外的社会车辆来拉水，装水的时候，就去罚款。

先要来行车证、驾驶证，进行登记，然后一辆车罚款1000元，500也行，多少都行，看你的了。

这时正好来了一辆外来施工队的车，我壮着胆子上前，问司机要来行车证、驾驶证，一一登记，问他有油田的装水水票吗，没有就罚款1000元！那个司机马上哀求我高抬贵手，说干了几个月，一分钱工资都没有领到，穷得饭都快吃不上了。

我说那就罚200。

他翻出兜给我看，的确没有钱。

我只好绷着脸，批评教育了一下，就把证件还给人家。

施工队的车装满水走了，“何大癞子”笑我不行，面太软，不心狠手辣怎么能挣钱。

接下来看他的。

又来了一辆烧砖场的车。

他果然厉害，成功罚款人家600块，还算给了人家面子，那司机走的时候还不停地感谢他。

有了钱，“何大癞子”带着我去逛花土沟的商场。

买了烟酒后，他请我去自由市场吃手抓羊肉。

我一个劲地吹捧他有勇有谋。

他说这是他来拉水第一次就发现的商机，罚过一次后，每次来都要罚两三个车才走。

我问就不怕违法吗？他说外来花土沟油田搞建筑的、烧砖的、承包施工的队伍有百十来家，罚他们款，黑吃黑，永远不会有事。

不过他不让我把这件事说出去，这个事我一直保密到现在。

我们队上的老工人，多数没什么文化，但他们有智慧，解决问题各有高招。

另一位司机，小魏师傅，没有上过几年学，但反应灵敏，口才极好。

几年前，地震队在盆地东部施工，离最近的城镇有200公里，小魏每天要开罐车去那里拉水。

有一天返程，天色已晚。

路过盐湖，湖水涨潮把路淹了，车越走水越深，最后熄火走不动了。

湖水涨势最严重时，小魏只能爬到车顶待着，饿了就喝罐里的水。

挨过一夜，湖水退下一些，但仍然无法脱身。

又饿又冷，小魏开始害怕，队上怎么就没人来救他呢？就这样又等了一天，小魏绝望了，估计自己难逃此劫。

于是，他用记号笔在车身上写下遗言。

遗言很多，车上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写满了。

然后，小魏弃车逃命。

经过层层汇报，各级领导知道了小魏失踪的事情，已经派出了很多人，分多路去找，但就是没有找到。

最后，都惊动了省委书记，联系了空军，准备出动飞机找。

油田的电视台、报社也行动起来，报道寻找小魏的过程，还打算要把他的经历写出来。

宣传部也在准备事迹材料，要是活着找到就树立成劳模，要是死了就追认为烈士。

第五天，水性好又年轻的小魏幸运地逃出被淹区域，走到了国道上，又幸运地遇到过路车，被拉到了医院。

检查身体，什么事都没有。

消息传开，领导放下心来，各路人马皆大欢喜。

湖水彻底下去了。

小魏被安排和各级领导、电视台、报社、宣传部等一起去遇险现场，准备拍照、录像，要他在现场讲述如何保护国家财产并自救成功的惊险过程。

找到孤零零的水罐车，看到小魏在车身上写下的遗言，所有人都傻了。

小魏的“临终遗言”大致内容是：他要死了，一定要变成厉鬼，不放过对他见死不救的人，要先杀处长，再杀科长，最后杀队长，要把当官的全杀了，把这些人的老婆全部强奸。

这些内容不但文字下流，而且配有低劣的图画，就像长途车站公共厕所里的那些留言一样。

小魏的事弄得各级领导哭笑不得。

组织上也没有什么条例来处理他，不让他在开水罐车，换油罐车开了。

花土沟远望昆仑山，近靠尕斯库勒湖，1950年代荒无人烟，因为这里发现了石油。

不断繁荣，现在人称小香港，前两年还建成了飞机场。

摄影：樊文宏

6

后来，工作调动，我离开了野外小队，最终辗转到了北京工作。

有一天傍晚下班后，我开车走在繁灯闪烁、车水马龙的北三环上，收音机里传来汪峰的歌声：“我们在这欢笑/也在这儿哭泣/我们在这活着/也在这儿死去……”30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在昆仑山下朝夕相处的工友们，如今在哪里活着？你们还好吗？李福师傅是否在七里镇安度晚年？葛青梅的伤治好了吗？巴特尔和儿子还在切克里克放牧着牛羊吗？

—— 完——

题图为青海柴达木盆地西部的昆仑山尕斯湖 。

摄影：姜鸿。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李炯，1960年代末生于甘肃戈壁石油小镇，辗转于青海柴达木、上海、北京工作，学过绘画、电影，当过石油钻工，扛过摄像机，拍过纪录片，结交三教九流，能饮善讲，装着一肚子故事。

现居北京，在一家行业媒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