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在中国古代，是王朝的最高首脑，是一国之主，凡有志向、有抱负的人，无不为之折腰，为之倾倒，即使这个位置是傀儡，是象征。

虽说当傀儡有较大风险，搞不好就会被废，甚至被杀，但由于其身在明处，权臣尚不会轻易动粗，除非触痛权臣的切身利益。

所以，明知是玩偶，是符号，只要有机会上位，多数人内心还是愿意的，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

第二任皇帝就不想当这个傀儡，他是被权臣掐着脖子逼着就范的。

石弘，字大雅，羯族人，后赵开国皇帝的次子。

石勒最初没氏，单名一个“訇”字，从戎后，其上司清河人汲桑“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石勒才有了姓名。

石弘生于汉地，受中原文化影响，“幼有孝行，以恭谦自守，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见《》)，仁孝恭谦，精通经律。

因当时天下不太平，石勒又让他学习兵法和武功，意在将其培养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

东晋太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自称赵王，建立后赵政权，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因长子石兴已死，故立次子石弘为世子。

后赵太和三年(公元330年)二月，石勒称，立石弘为太子、大单于。

石弘当上太子后，不留心政治，而是更加热衷文学，喜欢亲近儒士，“虚襟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见《晋书》)，大臣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石勒也觉得石弘沉静有加，威武不足，不像将门之后。

当时，石勒的侄子(一说堂弟)石虎因战功卓著，自认为是“成大赵之业者”(见《晋书》)而只被封为中山王、尚书令，而石弘却坐享其成，故内心非常不满。

当着石勒的面，石虎恭敬乖顺，但“自陛下之外，视之蔑如”，除了石勒，石虎视朝中文武大臣如同草芥，连太子石弘也不放在眼里，甚至扬言“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见《》)，等石勒一死，他就要对石弘动手，气焰非常嚣张。

鉴于石虎跋扈，大臣程遐、徐光建议石勒“宜早除之，以便大计”，但石勒对石虎却非常信任。

在石勒看来，石虎追随自己多年，忠诚可靠，屡建奇功;再者，天下未平，战事不断，外敌虎视，而“大雅冲幼，宜任强辅”，石弘年纪还小，正需要石虎这样的刚猛之人来辅政。

即便如此，石勒还是不放心，故让石弘提早参与朝政大事，“渐夺中山威权”(见《晋书》)，希望他在政治上树立权信，在威望上盖过石虎。

对于石虎，石弘是非常了解的。

石虎为人雄暴霸气，武功高强，杀戮太重，“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再者，石虎多奸多诈，见利忘义，且“父子爵位之重，势倾王室”(见《晋书》)，早有，早就对占据储君之位的石弘。

有石勒压制，石虎还算老实，还能摆正位置，一旦石勒离世，石虎必会发飙。

届时，石弘自知绝不是石虎的对手。

石弘希望父亲多活几年，以寻求庇护，但石勒还是于后赵建平四年(公元333年)七月去世。

石勒病重时，石虎已经按捺不住，有所行动，“勒寝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矫诏，群臣亲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损，外无知者”(见《资治通鉴》)，并秘密派儿子石邃率领三千精锐骑兵在广阿(今河北隆尧东)一带游戈，随时准备组织武装行动。

石勒死后，石虎旋即控制京城内外，石弘，生怕遭到石虎父子的毒手，故不敢露面。

没敢离开太子宫，更没敢顺理成章地以太子身份即位，此时的石弘，从内心里实在是不想，也不敢当这个皇帝。

石弘不出头，石虎只有动粗，遂用武力劫持石弘入殿临朝。

对此，《晋书》载“及勒死，季龙(石虎)执弘使临轩”，《资治通鉴》载“勒卒，中山王虎劫太子弘使临轩”。

按说文解字，执，捕罪人也;劫，人欲去，以力脅止，或以力止去。

无论是“执”还是“劫”，都能想象出当时石虎逼迫石弘即位的一幕。

按理说，石虎如果当时索性杀掉或废掉石弘后自立为帝，一步到位也决非难事，但是石虎并没那么做。

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石勒虽死，余威尚在，石虎不敢轻易造次;其二，石虎冷血，朝中反对势力不少，贸然行动，他心有顾忌;其三，石勒临终前曾再三嘱咐石虎“宜深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见《资治通鉴》)，应当深深追思、，像他们那样竭力辅佐幼主，石虎不想因为不忠给后人留下口实。

把石弘摁在龙椅上后，石虎干了两件事：一是派人将程遐、徐光收捕，交付廷尉治罪;二是让儿子石邃带兵入宫宿卫。

一看这阵势，文武大臣纷纷逃散。

石弘非常恐惧，自言软弱无能，表示让位于石虎，石虎不同意，石弘哭得，坚决辞让，石虎仍不同意，并狠狠地教育了他一番，“遂……逼立之，改年曰延熙”(见《晋书》)。

石弘即位后，封石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后赵的军政大权完全操控在石虎手中，石弘成为傀儡。

石虎掌权后，旋即将程遐、徐光二位辅政大臣诛杀，并削减了石勒妻刘氏的待遇。

刘太后与儿子石堪，密谋除掉石虎，因事机不密，石堪被石虎活活烤死，刘太后被弑。

不久，石生、石朗起兵讨伐石虎，被镇压后，被石虎用酷刑处死。

石弘赖以牵制石虎的势力全部覆亡，处境岌岌可危。

在位期间，石弘目睹了石虎的血腥，终日，度日如年。

延熙二年(公元334年)十月，石弘亲携皇帝印玺到魏王宫，请求将皇位给石虎，石虎仍不答应。

石虎不是不想当皇帝，而是不愿意接受石弘的禅让。

石虎认为，石弘“昏昧愚暗，处丧无礼，不可以君临万国，奉承宗庙，便当废之”(见《春秋》)，一个根本不配当皇帝的人，还谈什么禅让，应该直接废掉。

当年十一月，石虎将石弘赶下皇位，废为海阳王。

石弘被废后，没有丝毫沮丧，而是神色从容，如释重负，一身轻松，缓步就车，一代帝王这般淡然离宫。

当时，文武百官莫不流涕，妃嫔宫女莫不恸哭，纷纷为石弘的命运担忧。

废黜石弘后，石虎自立为天王，并幽禁石弘及其生母等人。

建武元年(公元335年)正月，已经坐稳天下的石虎，将石弘及其生母杀害，并将毒手伸向了石弘的诸位弟弟，“乃杀大雅及其母，并大雅诸弟”(见《魏书》)。

石弘死时年仅二十二岁。

石弘被逼即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饱尝了屈辱、恐惧和折磨，欲让不能，欲退无路，生不如死，但最终还是逃不出被废杀的命运。

皇权之斗历来就分明写着残酷与血腥。

为什么波斯湾是“世界油库”？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