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年，帝欲迁都南京，但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计划没能实施，后世称之为“南迁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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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南迁之议”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明朝后期，的政权一方面面临后金反明，时刻准备南下侵犯，另一方面面临称帝，农民起义军直逼京城，危及其统治等形势而不得不考虑逃出北京，将都城迁往南京的商议。

南迁之议简单点说就是明末政府所面临危局而不得不考虑向南方逃亡所做的一些考量。

当后人在回顾当年那段往事的时候其实大多都是比较认可这一考量的，也有不少人为崇祯皇帝没有抓住时机，不能做出果断决定进行南迁而导致明朝灭亡表示惋惜和遗憾的。

　　事实上，南迁之议早在明朝后期进行两线作战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并逐渐被一些人所接受和提及，后来这一提议又经过崇祯皇帝身边的周皇后将这一想法告知崇祯皇帝，但是这一提议为什么没有实施而最终导致他上吊自杀和明朝灭亡的结局的呢?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个建议的提出往往都会遭到不同人的批判和反对，南迁之议也是如此。

在明朝宫廷内部和朝廷当中就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进行南迁，其中最大的理由便是明朝的祖宗宗庙在北京，南迁意味着背叛祖宗，并容易背上历史的骂名。

崇祯皇帝本人对这一想法也是犹豫不决，他对于南迁之后遭受骂名也是有所顾虑的，同时他的帝王心胸也比较占据上风，寄希望于大臣能同心赞成南迁。

但是我们可以试想，崇祯皇帝本人对于这些都有所顾虑，大臣和其他人又有谁会去主动担起这些责任和骂名呢?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称帝，建立大顺，定都西安，改为西京，并派军向北京进发，准备灭掉大明。

消息传到北京，明朝内一片恐慌，有部分大臣不得不提出南迁并与进行商议，但是由于部分大臣的反对和崇祯帝本人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南迁之议最终再次作罢，明朝廷就这样错失了南迁的最后时机，大明王朝也最终走向了崩解。

他是崇祯的亲叔叔，最后下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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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大明王朝如迟暮的老人走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

此时，离京城1700里之外的河南洛阳福王府邸里，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这里上演。

宴会的食材主角是福王和几头梅花鹿，宾客是和他们的农民军兄弟们。

　　熊熊烈焰中，一口巨大的铁锅热气腾腾，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

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梅花鹿在锅中翻腾，突然，一个毛发被剃光的“猪油糕”样的大胖人翻出水面紧紧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

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着，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

　　这时，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立刻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他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已经快要烧开的热水中“游泳”。

　　李自成无不拍手称快得欣赏着“活物”，马上就可以和他的兄弟们享受这道大餐――“福禄(鹿)宴”中的“福”菜。

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梅花鹿已经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

　　天下没有不恨福王之人，农民军带着无限的恨意把福王嚼的连骨头渣都没剩。

可怜曾经的富庶之地河南，在连年灾害和福王的搜刮之下，民有饿死百万之巨。

明廷七藩封于河南，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几个月便发展到数万人，杀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

　　农民军在河南，最大的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

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所生，他差点夺了当时的太子之位。

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及其母亲大有关系。

　　明神宗极其偏爱福王，在他结婚时光赏赐就有三十万金，为他盖起了极为奢华的王府，并一次赐田四万余顷，这比一般王制的花费多出十倍之上。

来到洛阳之后，福王肆无忌惮的横征暴敛，侵渔小民，搜刮，坏事做绝。

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礼敬非常。

　　连年的旱蝗灾难在河南使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依旧大肆敛财，未曾拿出过一颗粮食救济灾民。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部分守城军民趁月色哗变献城投降，他们实在憎恨福王，不愿意再为他守卫城池，他们甚至为农民军引路一起攻占福王府。

守府的兵丁不战而降。

　　当三百斤的福王从郊外的迎恩寺被抓回的时候，曾经的洛阳百姓又落泪了，而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

这时的朱常洵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跪在李自成面前磕头不止，希望能够饶恕他的性命。

然而福气这一次没有能够再降临，福王成为了人民的口中之食，曾经在百姓身上搜刮到的民脂民膏，循环报应又回到了百姓的腹中。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