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根据天文学家的研究，银河系中有数千亿颗恒星，大部分这些恒星都伴随着行星。

有些恒星系统只有一两颗行星，比如距离我们4.22光年的比邻星系，而有些恒星系统则拥有七八颗行星，就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

实际上，很少有孤零零的恒星系统存在。

因此，整个银河系中行星的数量要比恒星的数量多几倍，甚至可能达到了万亿级别。

在这万亿颗行星中，有一部分并不像地球一样围绕着恒星公转，而是属于流浪行星，终日在宇宙中漂泊。

在天文学中，恒星可以看作是行星的母亲。

以我们的太阳系为例，大约46亿年前，含有重元素的分子云坍塌形成了太阳。

在坍塌过程中，太阳产生了足够的引力，使得剩余的重元素逐渐聚集形成行星。

因此，可以说没有太阳就没有地球。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行星都能留在它们所属的恒星系统中。

在新形成的恒星系统中，行星不仅受到恒星的引力影响，还受到周围行星的引力干扰。

根据天文学家进行的模拟研究，像太阳这样的多行星系统在演化过程中，早期至少会有一颗行星受到临近巨行星的引力弹射影响，被弹射到超过第三宇宙速度，成为一颗流浪行星，离开了原本的恒星系统。

除了被弹射出去的行星，还有一部分流浪行星是由于先天因素造成的，它们实际上应该被称为 褐矮星 ，属于失败的恒星。

在宇宙中，恒星的质量下限约为太阳质量的0.07倍，相当于70到80个木星的质量。

只有达到这个质量，恒星的核心区域才能产生足够的压力和温度，进而发生核聚变反应，成为真正的恒星。

然而，在宇宙中也存在一部分质量接近恒星临界点的行星，它们的质量大约为太阳质量的0.06倍或0.065倍，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恒星。

虽然相对于行星而言，这些行星的质量非常大，但它们无法维持核聚变反应，无法产生持续的能量输出，因此被称为褐矮星。

褐矮星和行星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这也是一个科学上的争议点。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天体质量超过了13倍木星质量，它就能够在核心区域产生氘聚变反应，成为一颗真正的恒星。

而质量低于这个界限的天体被认为是褐矮星或者行星。

流浪行星和褐矮星的存在对我们理解宇宙中的天体演化和行星形成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们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恒星系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以及行星在宇宙中的分布和运动规律。

流浪行星的存在也引发了人们对它们是否可能孕育生命的思考。

尽管流浪行星在宇宙中漂泊，没有稳定的恒星供应能量，但一些科学家认为，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流浪行星上可能存在适合生命存在的环境。

例如，如果流浪行星有足够的大气层和地下水资源，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为生命的存在提供可能。

目前对于流浪行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科学家仍在进行研究和探索，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观测和实验证据中找到答案。

流浪行星是宇宙中真实存在的一类行星，它们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原本所属的恒星系统，漂泊于宇宙中。

它们的存在对我们深入了解宇宙中的行星系统和生命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宇宙中生命存在的想象和探索。

“艺考圈房思琪案”今日开庭，受害女生：为什么他可以那样抓住我们人生？

2022年9月，一篇名为《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的文章引爆舆论，文中20多名女生自述亲身经历，举报北京艺考培训机构“影路站台”创始人杜英哲长期对女生实施猥亵及强奸。

文章中21名当事人均为影路的前学生或前员工，她们自述杜英哲曾以面试备考为由，要求其当众换衣服；

在不反锁的浴室洗澡，并中途闯入；

甚至做出触摸胸部、强吻、扒衣服等行为。

在此之前，杜英哲曾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他所创办的影路站台，亦是业内知名的老牌艺考培训机构。

2022年9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通报，经调查取证，警方已将犯罪嫌疑人杜英哲依法刑事拘留。

杜英哲被刑拘后不久，2022年10月，教育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部署开展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据教育部官网，同年12月底全国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取得阶段性进展，包括全面摸排建档，严查无证办学机构；

核查从业人员资质，依法清退不合规人员；

拓宽线索渠道，严厉打击性侵等违法犯罪行为；

全面规范整治，查处违规培训行为。

如今三年过去，杜英哲涉嫌强奸、猥亵案也迎来了新的进展，4月23日该案一审将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近日，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对话多名受害者，她们控诉杜英哲的行为，也为当年没能保护好自己和其他人而自责。

过去那些经历仍深深困扰她们，“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如此站在顶端，去抓住你的人生？” 被“杜叔”选中 现在回想起那些在“影路站台”几近窒息的时刻，王丹脑海中还会出现一些画面，她看着全黑的大海，天是黑的，海是黑的，黑色的波浪涌来黑色的声音，攫住她的脚踝，顺着小腿贴上来，淹没她。

2013年，17岁的王丹被老家的艺考机构推荐到北京的“影路站台”。

“29倍均值”，王丹记得当时杜英哲向其父母介绍道，意思是别的机构考上1人，影路能考上29人。

彼时影视行业大热，影视艺考热度亦随之飙升，但多数艺考机构质量良莠不齐，许多开班机构无论是负责人还是授课老师，鲜少和几所名校有直接接触，甚至还有机构直接购买考上学生的合格证来为自己作宣传。

而成立于2002年前后的“影路站台”，已是业内知名的老牌艺考培训机构，创始人杜英哲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其本硕都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同时是知名动漫《小鲤鱼历险记》的编剧之一。

与资历差异同样大的是价格，2万元够在地方机构走完整个艺考全程，在影路只能上20天的单期课程，10万元才可任选一学年机构提供的所有课程，另外找专属艺考顾问还需另收费几万至十几万不等。

“如果花钱能保证更高的录取率，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已经在地方机构缴费过一次的王丹选择花费更高的价钱进入影路。

据多名受访者介绍，学生并非花钱报名就能进入影路，需要经人推荐，杜英哲也会去地方艺考机构遴选优质生源。

△2022年影路站台朝阳校区，图源机构账号 只是在王丹看来，杜英哲的形象很难和艺术气质、品味挂钩。

他留给她的印象总是很骄傲，甚至是有些瞧不起人，杜英哲会直接告诉学生，他认识所有的考官，“他的口吻是那种你没有我，你绝对考不上。

” 生于80年代初的杜英哲，彼时年纪并不大，但影路的师生，都叫他“杜叔”。

他是2001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学生，杜的同学告诉记者，他在校时就参加了校外多个重要项目，对于大学生而言，其资历和资源已非常丰富，他常以“杜叔”的形象在后辈间张罗组局、介绍写剧本等工作。

那时杜英哲对外塑造的形象是人脉广、路子野、专业强，在招生简章中，影路学生的名校通过率也远超其它机构，王丹回想起，当年面对带着光环的老师和艺考机构，自己同期的学生里，好几人因为没能被选进影路还哭了。

但被选中的“代价”正在悄然发生。

忍，是仅有的选择 孙珠后来这样总结她们这群学生的境遇——十七、八岁的年纪离开家人来到陌生的北京，一同居住在封闭的环境里，终极目标是要考上梦想院校。

怎样才能考上呢？每个学校的标准好像都不一样，解释权在考官，但他们接触不到考官，他们能接触到的只有“认识所有考官”的杜英哲。

孙珠在2011年来到影路，她初中因意外受伤留级，电影陪伴她度过一段艰难时光，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北电，“不考上就废了”。

在这里，她最初的感觉是很受鼓励——在高中格格不入的自己在这里被接纳，想法、喜好、个性有了展现窗口。

“但我们本来就觉得，我们读了太多书，看过太多电影，我们跟那些普通的高中生不一样，然后我们来这了，那我们要怎么在这个环境更与众不同呢？” 孙珠报考文学系，练了很多很多故事，但被认为“不够”，不够有个性、有想法。

她开始越来越多写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故事，暴力的故事，写她没有经历过的世界。

“我往越来越出格的方向走，以至于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而过程中我是一直被鼓励的”。

王丹面临的是另一种挣扎，影路会进行一些暴力性较强的电影的学习，还会让学生写性幻想、情色日记的作业，她也会收到“多谈恋爱丰富经历”的建议。

她感觉这和自己原本的认知系统很不兼容，但是如果不按着来，自己的文章写不好了，那该怪谁？ 让学生们困惑的，除了涉及情色、暴力的专业课内容，还有杜英哲经常做出的不当举动。

王丹记得杜英哲常当面评价人“很土”。

“他摸摸你的头发、搭一下你的肩，你觉得这样接受不了，那你就是不洋气、玩不起。

你和老师说，老师会告诉你‘他一直都这样’。

” 她想她们作为学生分辨不了，这是不是自己应该忍受的，或只是“杜叔”的一个正常举动？在一个团体里，不被老师喜欢，“你会感觉羞耻。

他还告诉你，你这样子考不上，那大家都会喜欢跟那个看起来更考得上的孩子玩对吧？” 更令人心惊的是，王丹的室友在考试前一晚被杜英哲叫去突击指导，回来就哭诉被杜英哲骚扰的遭遇。

同学们让她不要再单独见杜英哲，找大家陪着一起去，也安慰她不要让这个事情影响明天的面试。

她们还会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考好明天这场面试。

王丹后来想，比起自我保护意识，当时的她们更希望父母不要失望、不要担心。

如果和杜英哲死磕，考试失去了辅导怎么办？就算考上了被他整怎么办？身边的人都那样簇拥他，她们真的相信他很厉害。

那么，忍是最小代价，也是仅有的选择。

以“白衬衫”之名 第一年落榜后，王丹在第二年还是来了影路。

她解释自己的选择——“第二年会更不想输。

如果没有杜英哲，可能考得好，也可能不好，概率五五开。

但有了杜英哲那些小道消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成功的概率到了70%。

” 艺考中的第三轮面试环节，是更依赖考官主观评价的环节。

考官每天要面试数百人，留给每位考生的时间很短。

怎么在这个环节里让考官注意到自己？杜英哲会向他们传递一些信息。

第一年，杜英哲提前告诉王丹，面试她的考官喜欢五月天。

这个信息真的有用吗？“它会让你感觉没有边际的主观题，能摸到一点点边了，不一定真会问到，但你突然就会对此有了一些把握，信心大涨。

” △影路朝阳校区“一对一教室”，图源机构官方账号 在所有这些“小道消息”中，“白衬衫”几乎成了一个符号。

王丹称，这指杜英哲告诉过她们，有考官喜欢穿白衬衫的女生，这样显得性感、精神，“然后就有了缠胸这件事。

” 2012年上半年，孙珠进入北电三试，侵犯来的毫无预兆。

面试开始前，杜英哲和妻子陈某叫她去学校对面的影路书店进行“突击指导”。

陈某说她穿的衣服松垮不精神，让她穿自己的白衬衫，但两人身高、体重有着显著差距，孙珠扣不上衬衫扣子，于是陈某建议她去买胶带缠胸。

孙珠从便利店出来，看到杜英哲招呼她，带她来到一个关上门的房间，在那里，杜英哲完成缠胸动作，陈某未再出现。

孙珠原本满是面试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十多年过去了，她仍然记不起当时面试的任何内容。

只记得走出考场去地铁的路上她一直哭，遇见等待的家人询问面试情况，她没憋住，哭诉了一切，却被告知“进这个圈子就应该想好”。

她没再说话。

第二年考试，王丹遭遇类似情境，杜英哲说要给她缠胸的表情那么严肃，好像是在做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她坚持拒绝，杜英哲则说，那你绝对考不上。

她的老师还跑来问她：“你今天是不是得罪杜叔了？他说你没救了，很多信息不会透露给你了。

” 进入考场前，王丹觉得自己完了。

孙珠和王丹最后都没有考上北电。

次年，孙珠回影路做过兼职老师，面试前一晚，有女生发消息给她，称杜英哲要求自己去单独的房间试比基尼，女生趁着有男生进来跑出去了。

但她在北京能去的地方，也只有影路老师和学生们都住着的酒店。

孙珠当即开车跨越小半个北京，将女生接回家守着她背书，次日又将女生送到学校考试。

孙珠待了一年后离开，她不知道后面的学生又经历了些什么，而在检方最早出具的起诉书中，杜英哲在2006年至2019年间，涉嫌相继实施7起强奸行为，其中5起因当事人反抗未遂，受害者年龄在17岁至24岁不等。

此外，杜英哲在2012年至2019年，以帮助缠胸、调整衣物、实施惩罚等为由，趁当事人睡觉或强行实施，涉嫌强制猥亵十余名女性，年龄在17岁至22岁不等。

多名受访者、知情人亦叙述，这并不是全部，有些事件因年代久远或发生于私密空间缺乏有力证据难以追责，有些事件则因当事人已开启新生活放弃追责。

“感谢她们的勇敢，让我心底的阴暗面见到光” 在曝光杜英哲的那篇文章里，有多名影路的女老师讲述被杜英哲性侵害的经历，也有老师以沉默者的形象出现。

有当事人提到，“一车的老师，让你上车暖和一下之类的，然后（杜英哲）当着所有人的面摸你的手或大腿，当你很恐慌想向其他人寻求帮助的时候，大家就会默默把脸别过去无视这件事。

” 而同样作为老师的杜英哲妻子陈某则更像一名“帮手”，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她们进入被杜英哲骚扰的空间，常是去找陈某，或者以为是被约去他们夫妻同在的地方。

有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亦称，杜英哲在影路占绝对强势地位，很多人都和他有分歧，但没人能赢他。

而不仅是授课老师，杜英哲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辱骂他的妻子陈某。

王丹记得有一回在集训会上，陈某正在给学生们提意见，杜英哲直接打断她，跟学生说“不要听她的”，陈某退至一旁，不再说话了。

“我感觉她一直很服从于他。

”也没有人会去和杜英哲较劲，“他脾气太大，忤逆到他的话，会当着学生的面直接骂那些老师。

如果不听他的，就会先丢面子，再丢工作。

” 一名曾在2010年至2013年在影路授课的老师卡夫卡，称自己当时去质问过杜英哲，后者否认，称是女孩“自愿”。

到2018年重返影路任教的那一年，他发现杜英哲甚至是默许这些传闻变形或夸张，以彰显其“被过度吹嘘的能力”。

在卡夫卡看来，杜英哲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能量。

作为共事者，他更头疼杜英哲的强势性格，他们曾在一个编剧工作中和合作者发生冲突，杜英哲当着所有人的面扇对方巴掌。

有一年因疫情取消艺考，杜英哲狂发文章骂学校。

卡夫卡觉得“他是自己亏几十万也要搞死你”的人。

“他的那些罪恶太久，你见的时间太长，已经麻木了”，这份埋藏的内疚感，让他参与了对杜英哲的曝光。

2022年9月，一篇名为《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的文章发出，文中20多名女生自述亲身经历，举报杜英哲长期对女生实施猥亵及强奸。

9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通报，犯罪嫌疑人杜英哲被依法刑事拘留。

那次实名举报事件也引发集体声援，许多师生公开流露自己的内疚，“身份和年龄的变化带来虚伪的治愈感，许多人背负着秘密继续生活下去，直到今日。

感谢她们的勇敢，让我心底那块荒蛮已久的阴暗面见到光。

” △杜英哲道歉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星美是杜英哲被控罪行中最早的一名受害者，她于2005年受当时还是杜英哲女友的陈某邀请，来到他们的出租屋，被杜英哲强行发生性关系，陈某也在场，这让她困于抑郁多年。

那场集体曝光，她也站了出来，自己以为的被迫“背叛”，原来是杜英哲涉嫌犯罪，而这种行为竟在艺考机构的年轻女孩中延续如此久。

后来，星美成为跟进案件进展的几名核心当事人之一。

她告诉记者，最开始提交至检察机关的杜英哲涉嫌的罪名是强奸罪和侮辱罪，后变至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

此外，杜英哲的妻子陈某在杜英哲案中是核心证人之一，其本人目前未被追诉。

星美称，杜英哲对于检方指控的内容一直不认可。

4月23日，案件将开庭审理。

（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一位宠物殡葬师眼中的生死离别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狗不到二十斤，单独火化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送过去之后，火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多久可以接回家？” “火化时，‘家长’可以跟去吗？” “最后火化完，骨灰的重量大概有多少？” 这些是宠物殡葬师王英豪最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今年清明节后，我们和他约在位于北京东五环的一处“宠物生命纪念馆”见面。

相比于东坝的老店，这家新店的位置更偏僻，在高架出口旁的一座园区还靠里，门头没有明显的店名标识，一扇白色的小门斜上方挂着一块小小的方形指示牌，正中间的一道彩虹还算醒目。

“进来吧，店里没什么人。

”他笑着招呼我们进去，耳边响起的轻音乐更显得整个屋子空旷，沉静。

“再握一下爪吧。

”受访者供图 采访刚开始没多久，桌上的手机忽然响起。

电话另一头传来声音，语气有些低沉，能听得出克制与隐忍。

中断采访的那几分钟里，英豪熟练地回复着电话那头的每一个问题。

大部分语句的开头，他会先缓缓地吐出两个字，“明白”，然后停顿一两秒，再接着回应。

尽管在对方看不到的这头，他不止一次下意识地捻动着食指与拇指。

这样的电话可能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响起，相似的问题也已经回答过了很多遍，但他依然没有那么“适应”。

成为宠物殡葬师的第六年，他依然不确定该如何接住这样的情绪。

六年间，他和同事送别了很多小动物，旁观了死亡面前许许多多段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

从接车、遗体清洁，到告别仪式、火化，英豪说他一度觉得宠物殡葬师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职业，至少和宠物医生比起来。

但一次又一次，他在那间小小的告别室外，在“家长”和“毛孩子”最后的交互中，深深感受到“好好告别”的重要。

在死亡面前，有时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隔阂并不比人与动物之间更少。

他把这六年里目睹的一些故事记录下来，以《作为它的殡葬师》为名出版。

这次采访中，我们从最近触动他的一次“告别”聊起，继而聊到很多故事之外的思考，关于是否存在“圆满”的告别，也关于如何面对死亡与分离。

英豪提到，这些年印象最深的还是店里那些送别宠物的人，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他常常看到一种弥散在当代人中的普遍孤独。

对很多人来说，小猫小狗可能是他们在城市里为数不多的“有生命的朋友”。

以下是王英豪的讲述。

口述｜王英豪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 《作为它的殡葬师》 作者：王英豪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光 2026年3月 “我会想念你” 今年，是我做宠物殡葬师的第六年。

和宠物医生比起来，宠物殡葬师好像是一份“没有希望”的工作。

毕竟我们不需要，也没办法背负关于“希望”的那些期待。

在最初工作的那几年，我也曾觉得这份工作充满意义，但在看到足够多的人送别宠物后离开的背影，我也忍不住怀疑，好好告别真的有用吗？往往在走出告别室后，真正的分别才刚刚开始。

面对推开家门后的空荡，除了他们自己，旁人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电影《我会好好的》（2025）剧照。

但在很多个具体的瞬间里，我又常常会被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触动。

那些过程的确很悲伤，可你又能实实在在感觉到那种告别的“圆满”。

很多时候，殡葬师做完该做的事情，退出房间，远远地看着，既看着希望“消逝”，也看着新的希望“重新开始”。

我想，这就是告别的意义。

清明前，一位父亲打来电话联系给家中的小狗pizza做安乐。

几轮沟通中我们得知，小狗得了很严重的病，晚期，已经没办法治疗，每天都在疼。

但安乐的具体时间一直定不下来，这位父亲说还要跟孩子商量。

到了约定答复的时间，还是定不下来，“还是再需要一天”。

那天还是来了。

当天，我按照约定带着宠物医院的医生上门。

进屋后，pizza正趴在阳台晒太阳，但能看得出已经很虚弱。

男孩大概上初中的年纪，就蹲在一旁，看着它。

那对父母完全没有刻意让孩子回避即将到来的离别，反而在开始前温柔地安慰说，可以摸摸它，也可以用手轻轻托着它的下巴。

安乐的整个过程很快。

找血管，注射麻醉，往往一针之后，上一秒还微微昂起的头就会坠下去。

当手托着它的下巴时，手会感觉到一股力在下压，像是生命离开时的重量的具象化。

整个过程中，男孩一直陪在旁边，轻抚着pizza的身子，他的爸爸在一旁轻声诵经，妈妈则在更远些的一间屋子，大概是不忍心凑过来。

告别室。

受访者供图 到店里之后，这对父子俩走进了告别室。

我对这一幕印象很深，记忆中鲜少有爸爸陪着孩子过来，好像所有家里的那个父亲总是出奇一致地很忙。

但那天，是一对父子，两位男性，在温柔地送别另一个生命。

男孩从确定安乐的日子起，距离分别的倒数第三天开始，就每天写一篇日记，大概加起来有近3000字。

这三篇日记就成了当天他们送别pizza的悼词。

三天里，男孩反复在“我不想让你在痛苦中”和“但是我也不想让你走”之间打转，最终这些情绪化作了“对不起”和“谢谢你”。

那天的告别仪式上，男孩没有勇气去念，一旁的爸爸就代他念，念到中间几次，也不时停下，摘下眼镜，抹掉眼泪，然后接着再念。

念完悼词后，男孩又放了三首自己选的歌。

第一首是伍佰的《再度重相逢》；

第二首是张震岳的《我会想念你》，那位父亲后来说，这首歌也是张震岳写给他去世的两只小狗的；

第三首就是《再见》。

那位父亲似乎觉察到男孩还是很难过，他就握住了孩子的手，询问他，“这样会不会感觉好一些”。

一个孩子的留言。

受访者供图 整个过程回想起来还是很悲伤。

我能感觉到，那位父亲的难过也并不少，但那一刻他同样关注孩子的感受。

在临别前的交谈中，这位父亲感慨类似的死亡教育，学校是不会有的，只能做父母的来帮他。

提到pizza的离开，这位父亲说：“与其是我们照顾pizza，不如说是pizza一直在陪伴我们。

”面对死亡，尽管还是会流眼泪，但更多的是坦然与释怀。

关于“希望”，这位父亲隔天的留言让我很受触动。

对不同的主体而言，所谓的“希望”究竟是什么？他说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放手”会成为自己最奢侈的“希望”。

对于pizza来说，在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它承受的痛苦比人类想象中更大，如果能选择，它的“希望”又会是什么？在留言的最后，这位父亲感谢我们提供给pizza一份“不再痛苦的希望”。

这些字句长久地停留在手机屏幕上，灭了又亮。

那一天，我内心的某个角落变得无比柔软。

当你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人类”，真的会一瞬间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有很大改善。

告别时， 尽量给“家长”一个不被打扰 的时间和空间 即便如此，但其实我至今也不知道，怎样的“告别”才算是圆满的。

一位宠物“家长”在送别她的“毛孩子”。

受访者供图 或者说，所谓真正意义上“圆满”的告别真的存在吗？它除了与各种“硬件”和“环境”有关，更多还是与走的那一方究竟是如何离开的有关。

假设死于一次车祸或意外，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怎么能“圆满”？这个过程中，一个殡葬师能做的全部就是让整个过程尽量顺利，让生者尽可能在屋子里待得舒适。

很多给人做葬礼策划的同行曾经来我们这里参观，他们说“很羡慕”，“给人做策划连个场地都找不到”。

也许因为每位宠物“家长”与他们的“毛孩子”之间的联系大多更私人一些，关于宠物的葬礼也就并没有太多固有规矩的框定。

反倒在一些时候，我们能够做一点“理想化”的尝试。

有些宠物殡葬馆的葬礼可能会尽量仿照人的葬礼，安排一位负责主持的司仪，“家长”围在周围。

但我觉得这样的场景给生者的感受可能不会是舒适的。

我们也许都会有体会，与逝者的告别本质上是一个很私人的时刻。

于是作为服务者，我会希望自己尽可能少参与这个过程，能够让来到这里的“家长”尽量有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尽可能少地被一些环节卡住。

当人进入告别这个环境时，它就会成为一生中印象最深的那些回忆之一。

而一个人的记忆往往是由多重感官构成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房间的配色、声音和气味给来到这里的生者多建造一些日后回想的记忆点，能够产生一些温暖的关联。

安乐也是一样。

很多人可能出于种种理念，会比较反感安乐。

也有“家长”会陷在自我怀疑中，反复询问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力去剥夺另一个生命的生与死，觉得这是“不负责任”。

可是什么是“负责”？如果一个生命都不考虑生活质量，它很疼，每时每分每秒都在疼，而且这种疼已经无法通过药物治愈甚至缓解，这时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电影《一条狗的使命》（2017）剧照。

我见过有些小狗睾丸上长了肿瘤，年纪太大已经不具备做手术切除的条件，麻醉后很难醒过来，那个肿瘤可能最后会肿胀得和它的头一样大，它都坐不下来；

还有些口腔肿瘤的情况，它会把食管和气管堵住……这些时候，安乐的那一刻是一种解脱。

它们真的坚持得很辛苦。

很多“家长”也会提前来电话咨询安乐的时间，但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最好的答案。

如果可以，我们当然最想听“毛孩子”们是怎么想的，可是这种沟通大概率是无法实现的（至少目前）。

人与人之间倒是可以沟通，但情况真的会更好吗？有些人穷尽一生积蓄给进ICU的父母插管，甚至没有问过那时的父母究竟想要什么。

又或者，一方被“尽孝”的声音裹挟，另一方也不忍心阻止孩子“尽孝”。

在面对死亡的那些时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未必就比人与动物之间的更少。

那些送别宠物后离开的人 从接车、清洗，到告别、火化，整个过程中，感受最复杂的永远是面对人的时候。

每个人的情绪在临别那个时刻都不一样，我本身并不是很擅长帮助别人消解他们的情绪，甚至日常生活中，我也不是很善于提供情感支持的人。

我记得之前有位大概四十多岁的宠物“家长”着急地握着我的手，问我，“应该怎么办”。

那时，坦白说我很无措……这种问题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

如果我是一位女性，也许我可以抱一下她，可以拍拍她的背，但这些我都不能。

那一刻，真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前段时间，店里还来过一个女生。

我开车带着她，送她的宠物去火化。

去程大概40分钟车程，我们聊了一路。

她说起家里不止一只猫，那只刚刚去世的小猫从前每晚都会和她抢枕头，边说还打开手机翻到那些照片。

你能看到，照片里就是一张单人床，枕头上有一只小猫卧着，在看着她。

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可能都是这样的状态，对他们来说，小猫小狗可能是他们在城市里为数不多的“有生命的朋友”。

电影《我会好好的》（2025）剧照。

到了火化场地，我觉得需要给她一些独处的空间，于是一个人待在院子里等。

后面回来的路上，她说其实当时很希望我可以和她聊聊天。

但我们都明白，那也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离开这里，回到家中，总还是需要独自面对那种缺失。

甚至在今天，面对离别，连哀悼本身都在成为一种奢侈。

那天，她是请假来送她的宠物最后一程。

可手机上还是不断弹出工作消息，她需要时常从悲伤中抽离出来，回复不停响起的消息声。

还有一些宠物“家长”，送别完最后一程，都抱着骨灰走到店门口了，忽然想起明天还要上班，一下就哭了。

不只是年轻的“家长”，很多送宠物离世的老年人也许更加孤独。

我们有位同事之前接待过一位中年阿姨，哪怕宠物离世已经大半年了，她还是会时常打来电话。

也许是平时没有太多人可以说话，又或者，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说起这件事。

即便如此，我自认为和很多客户建立的联系还是很浅。

他们也许会分享很多，但话题基本都围绕宠物，而当你见过太多的“家长”后，会慢慢觉得大部分的故事都是类似的。

尽管很多人在聊起小动物时，一般戒备心都会放下，也许“对小动物的爱是很多人目前唯一拿得出手的”，但这些仍然不足以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彼此。

现在我们好像很少会和陌生人、乃至是身边亲近的人表达感受了。

我记得以前高中时我还会给别人写信，如今连发一条微信，都要想很久。

每当这时，我都会感受到那种弥散在绝大部分人当中的普遍孤独。

电影《马利和我》（2008）剧照。

好在，我们常常低估了时间的影响。

很多“家长”离开店里慢慢淡了联系，但每次在朋友圈刷到他们新的动态，看到他们重新开始分享生活日常，都会很开心。

有一次，一位“家长”隔了很久来店里取骨灰。

我对他印象很深，当年刚来店里，他还不停地抱怨宠物医院过度治疗，让小狗遭了很大罪，这次再来的时候，他已经满面笑容了。

“家里有没有新成员啊？”我打趣询问他。

他笑着说：“有啊。

” “是什么狗啊？” “现在养人啦。

” 在这里，我见过很多生命都曾走到了他们当时的最低点，但拉长时间也会看到，后面总会慢慢起来。

从“殡葬”到“生命纪念” 在转行做宠物殡葬师之前，我的大学专业是家具设计，毕业后按部就班做了几年设计师的工作，但一直没什么起色，也萌生过转行的念头。

直到有一天上班摸鱼，看到了一篇写宠物殡葬的文章。

那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

后来我又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宠物殡葬”，发现出现的基本都是“一个品牌名+殡葬、殡仪、火化、标本、墓地”，恨不得把所有的业务都摆全了，特别像一个人背着包出门，上面写着“通马桶、修下水道、换灯泡……”。

这些词汇密集地堆砌在一起时，给人的感受不会是有温度的。

除了名字，许多宠物殡仪馆不论是店面环境还是内部设计也不太好。

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漂亮、温馨的空间？在学徒期过后，我就着手准备开一间自己的店。

2021年，我决定先把店名改了，就叫它“生命纪念馆”。

照片墙。

受访者供图 全新生活的正反馈持续了一段时间。

那阵子，我有很多看到的故事想和人分享，也接受了不少采访。

可大概又过了两年，2023年底，有段时间我忽然发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表达欲了。

可能是接触了足够多的客户，对很多当下的正反馈带来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看到了更多好像做不了的事情，就会有无能为力的感觉。

最近这几年，我慢慢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

坦白说，我其实挺喜欢给离世的宠物做遗体清洁的。

大部分时候，送来时的它们也许没那么“体面”——可能已经很干瘪，毛发都贴在身上，但你可以通过一系列工作让它们恢复之前的样子。

有时候洗个澡发现，它竟然是白的。

这个过程近似于工匠的工作，会带给人一种心流般的体验。

相比于我入行之初，六年时间里宠物殡葬业经历了井喷式的“爆发”。

位于东坝的老店忙起来的时候，清洁间、告别室和火化炉都在不间断地使用和运转，甚至可能到了对遗体清洁的时间都有要求的地步了，每只小动物需要控制时间“又快又好”地完成清洁。

这个过程以后也许还会面临许多无法预料的妥协和失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一次生命的告别是最不该被“流程化”的。

电影《流浪猫鲍勃2》（2020）剧照。

至于宠物殡葬师，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门槛极低，但天花板很高的行业。

实际工作中，最难的一直是招到一个“不错”的宠物殡葬师。

那个标准看起来很清晰，归根结底就是“是否真的能够提供给来访的宠主最多的关心和照顾”。

但具体到每个环节，它又很浮动。

它需要的是对人的细微情绪的捕捉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是对死亡本身的敬畏和帮助他人的意愿。

这些年，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相对“被动的”设计，尽量减少对个体的人的依赖。

比如我们做了一些问题卡片摆在架子上，正面是一些可能会困扰宠物“家长”们的问题，像是“我是否过度医疗，或者做得不够？”“我很内疚，我是不是真的做得不好？”，背面是一些相关的回复与安慰。

这些问题其实每一个都很私人，我们也不具备能力可以和每位来到这里的人聊起这些。

如果说替人擦干眼泪是一种安慰，那么在适当的时候，扭过头不去看他们哭红的眼睛，给脆弱保留一些隐私，何尝不是另一种支持？毕竟如果“毛孩子”们看得见，一定不希望它们的人类一直陷在痛苦的情绪中—— “也许你会有很多时刻突然想起我， 不要低头哭， 要抬头看， 我在天上，只是离你有点远而已。

” 采写/申璐 编辑/西西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