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技术进步，不该以牺牲人的完整性为代价；

真正的未来，应是人与技术彼此成全，而非一方吞噬另一方。

世界著名媒介理论家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 003）的代表作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是享誉三十年的传播学经典作品，探讨了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

作者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他之所以揭示技术的阴暗面，是为了避免技术对文化造成伤害，避免人失去人的价值。

作者提出，人类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

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

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使传统世界观消失，成为解释世界的主要方式。

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书中结合医疗、教育、计算机等领域内的技术垄断状况，揭示了技术的欺骗作用，谴责唯科学主义，辨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异同，并为传统符号的耗竭扼腕痛惜。

最后作者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抵抗技术垄断，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下文为 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为本书中译本撰写的推荐序，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即可查看详情

《技术垄断》推荐序

文 | 刘华杰

来源 | 中信出版

1992 年，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在美国出版时，中国正站在改革开放加速推进的关键节点上。

这一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3 938 亿元（全球排名第九），同比增长12.8%，创下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增幅的峰值，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增量占全国新增工业增加值的61%，沿海地区的发展活力率先喷涌而出。

全社会正式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核心共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风尚，“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科技项目在各地落地生根，科技的驱动力被前所未有地强调。

彼时的中国并非没有科学主义的萌芽，但它更多停留在“以科技撬动经济增长”的实用层面，尚未全面渗透教育、文化、道德等人文领地，社会主流仍保有坚实的人文价值底色，与波兹曼笔下美国式的Technopoly 社会形态相去甚远。

当时社会的治理方向仍是“反对封建迷信”，并未出现将科学神化、用技术逻辑完全替代人文判断的普遍思潮。

但谁也无法否认，历史的大走向早已埋下伏笔。

2025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 401 879 亿元（全球排名第二），首次突破140 万亿元大关，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1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占30%。

此时，“科技”早已渗透进生活的每一寸缝隙，波兹曼三十多年前描述的场景，已然在我们的现实中清晰上演。

1992 年的中国人不会热心讨论科技伦理，而今天，无论行动深浅，人们已经开始主动谈论它——这本身就是时代变迁最生动的注脚。

我本人不喜欢“正能量”这样的概念。

但是，语言是大众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还是用一下这个概念。

波兹曼

01

技术伦理无力

全盘管控技术风险

雅克·埃吕尔在《技术社会》中早已提出“技术自主化”的核心论断： 整套技术体系拥有内生的闭环逻辑，依托效率法则自主向前推进，绝不会自发服从人类预设的道德框架。

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进一步细化了这一时代进程，清晰拆解出这套技术体系如何一步步垄断大众的认知规则。

落脚到当下的AI 伦理、全域技术伦理实践中，我们能看得格外清楚： 各类法规、行业道德准则，无法从根源上限制技术的推进，它们能做到的，仅仅是延后风险、缓冲冲击。

这种“延后”，常被片面贴上消极的“负面拖延”标签，其背后的核心价值却被忽略了。

技术迭代的节奏，早已远超伦理建构与立法落地的效率。

AI算法迭代、硬件更新以月甚至周为单位快速更迭，但伦理研讨、立法编纂、行业公约落地，需要漫长的调研、多方的博弈，动辄数年。

每当一套AI 约束规则正式落地，全新的技术应用场景早已蔓延至规则的空白地带。

依照埃吕尔的观点，技术自成完整系统，向外扩张是它的固有本能，伦理作为外部附加约束，永远无法改写技术底层的自主逻辑。

人类不可能叫停算力升级、智能仿生、生物解析等前沿研发，也无法因潜在隐患直接按下暂停键；

伦理做不到彻底禁止科研的展开，仅能暂时划定红线、限定落地场景，把安全、社会认知层面的风险向后递延，管控节点约束的是滥用行为，而非探索本身。

更值得警惕的是，技术的持续扩张并非源于社会生存的刚需，而是权力、资本与科技专家三方共谋，拉扯、绑架全体民众的结果。

并非大众日常生活必不可缺，才驱动技术无休止铺开：资本依靠新技术赛道攫取巨额商业收益，权力借助智能化工具强化全域管控能力，技术专家依托前沿项目获取学术地位与经费资源，三方形成稳固的利益同盟，合力不断助推技术全速狂奔。

社会普通民众缺少议价话语权，被动裹挟在技术升级的浪潮之中：日常社交、工作谋生、学习科研乃至自然观察，都被一步步与各类智能工具绑定。

即便不少人眷恋亲身感知自然的生活方式，也会在环境倒逼下不得不接纳机器、算法介入日常。

伦理能做的，不是全盘否决技术的整体推进，而是在权衡取舍中优先开放可控场景，暂缓高风险板块落地，以递延的节奏把控技术扩张的边界。

即可查看详情

02

人类思想的限定性智慧

波兹曼是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知名教育家、媒体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

他在纽约大学任教四十余年，创立了媒介生态学研究生项目，是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奠基人之一。

他继承并发展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提出“媒介即隐喻”的核心命题，强调媒介自带的文化暗示力量，始终以人文主义立场坚守“新技术的承诺存在边界，永远无法替代人的核心价值”的判断，对电子媒介、数字技术持明确的审慎批判态度，反对技术中性论，始终聚焦技术对人性、文化的异化作用。

学界对他的批评始终存在：有人认为他的技术立场偏极端，给他贴上“新卢德主义”的标签，即便他本人否认这一定位，对新技术的态度仍显保守；

有人指出他的核心结论多依赖选择性举例支撑，缺乏系统的实证数据，部分论断过于绝对化；

还有人批评他过度放大电视等媒介的负面作用，忽略了受众对媒介内容的自主选择和使用能力，未充分认识到媒介技术本身的中性属性；

更有观点认为他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普通大众的娱乐选择持居高临下的批判态度，未意识到去中心化的新媒介对权威叙事的消解价值。

波兹曼

但在我看来， 面对这样的思想家，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提出了什么新东西、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努力欣赏他的思想贡献，而非过多指责他没有解决什么。

跳出媒介理论的边界，我们完全可以从思想史中挖掘更多资源，为波兹曼的理论以及当下的科技伦理提供更坚实的辩护。

不能偷盗，不能乱伦，这些都是否定性的要求，但没有哪种文明、哪种文化，公开否定其意义。

19 世纪至20 世纪的思想家，留给人类五大“限定性理论”，表面看是“否定性的大观念”，是在说“不”，实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进展，拥有穿越时代的重要意义。

并非只有事事投赞成票才是“正能量”，合理批评和限定同样可以是“正能量”。

当下的技术狂奔，本质上就是无视这些思想划定的认知边界、突破理性约束的野蛮发展，其风险根源与这些经典思想的提示完全契合：

■ 达尔文生命演化无方向性的提示：迄今为止，达尔文的理论为生命演化提供了最可信的框架，演化不是线性进步的过程。

不要轻言“进步”。

局部进展并不等于系统大尺度上的进展。

技术迭代不存在天然“向善”的预设路径，放任野蛮发展只会让技术在资本驱动下随机变异，最终走向与人类福祉相悖的方向。

没有人为干预的技术演化，不会自动筛选出普惠民生的成果，反而会优先向能快速变现的垄断场景集中。

■ 爱因斯坦时空、物质不独立的提示：对于物质，并不存在独立的时空描述框架。

技术、社会规则、人文伦理三者并非独立存在，技术的狂奔必然会同步挤压社会规则与伦理体系的生存空间。

当下技术迭代速度远超制度适配速度，“技术快跑、规则慢行”的矛盾，已经把我们推向了能力与责任的失衡临界点。

■ 海森伯不确定性的提示：技术研发的观测者——开发者、监管者，无法和技术本身完全割裂，人类的干预行为本身就会改变技术的演化走向。

当下很多高风险 AI 系统的“黑箱特性”，让主客边界彻底模糊，人类完全无法精准预判技术的实际输出结果。

■ 哥德尔不完全性的提示：任何技术系统都不可能实现绝对自洽的安全闭环，必然存在系统内部无法自证的漏洞与风险。

当下很多科技企业宣称的“绝对安全的技术体系”，本质上是刻意回避了不完全性定理划定的认知边界，为整个社会埋下了系统性隐患。

■ 胡塞尔科学模型不真实的提示：科学并不求真，但很务实。

科学技术的目标不是求真，是通过化简而祛魅，寻求理解、预测和控制。

所有科学技术模型都是对真实生活世界的简化抽象，不可能完整覆盖人类社会的复杂经验。

放任技术模型替代全部社会决策，本质上是用简化的数字逻辑肢解鲜活的生活世界，最终必然背离人的真实需求。

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继承人，我们需要学习、借鉴思想史上的限定性刻画。

当下技术野蛮发展的核心风险已清晰显现：

其一，全域渗透的系统风险，AI 等技术的风险具备全域传导性，单一国家或主体无法独善其身，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单独应对；

其二，数字壁垒的阶层固化，算力、算法、平台三大垄断壁垒形成无形的数字高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被持续挤压，增收渠道不断萎缩；

其三，监管真空的安全漏洞，技术创新远快于政策更新，形成大面积监管洼地，部分企业刻意隐瞒技术风险，估值虚高的背后是未被定价的安全成本；

其四，就业结构受到剧烈冲击，AI不仅替代体力劳动，更开始覆盖创造性、决策性岗位，未来可能出现大规模岗位替代，引发收入差距拉大等深层社会问题。

我们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把治理思维嵌入技术开发的起点，而非事后补丁式补救，从源头锚定技术向上向善的方向。

以法治明确划定技术发展边界，杜绝无边界的技术扩张，防止资本借助技术实现无底线收割；

建立敏捷治理体系，让监管迭代速度匹配技术狂奔的节奏，守住人性底线，避免技术脱离人类控制。

这些事做起来当然万分困难，普通人能做的看似十分有限，但恰恰是这些微弱的力量，蕴含着天人系统存续的希望。

有人说，限定错了怎么办，不是拖后腿吗？不是延缓了文明的发展吗？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退一步讲，那又怎么样？即使如此，还可以改嘛！A 时刻不允许，不等于B 时刻也不允许。

任何伦理限定与自然科学之“人为法”（与“科学定律”对应。

注意，它们不等于“自然法”），成立均是有条件的。

要反对的，首先是主张“任何时刻都要放行”的野蛮性。

即可查看详情

03

伦理绝非消极

控险是其根本使命

不少观察者局限于短期视角，觉得伦理没能阻止技术前进，便将其定义成被动的“负面拖延”，这便彻底窄化了伦理的核心定位。

伦理的原生职能是稳住社会与技术构成的复合系统稳态。

技术受资本、权力、专业圈层的合力驱动高速狂奔，本身自带激进扩张属性，极易突破人文底线、生态边界。

伦理不需要为叫停某个危险项目而承担责任，它的核心使命是锚定边界，避免技术在短时间内野蛮突破社会承受阈值，引发生态崩坏、认知崩塌、权益受损等批量系统性危机，规避不可逆的重大灾难。

以时空变焦的视角拉长维度判断，这份缓冲具备关键的积极意义。

短期来看，伦理只是放缓了新技术落地的脚步；

从数十年、跨世代的时空尺度来看，这份缓冲给予了社会制度、教育理念、大众认知、生态保护同步迭代的宝贵窗口期。

其一，培育大众认知周期，依托伦理解说、规则公示，让公众明晰AI 的数据边界、技术短板、潜在隐患，不至于在技术全面铺开后猝不及防，人们既能接纳科技工具辅助自然探索，也可保留亲身实地体察自然的传统方式；

其二，留出行业分工调整空间，在伦理缓冲周期内，学界可以清晰划分边界，精密机理探究交由现代技术手段深耕，直观生态体察类传统探究方式并行存续，两类认知模式交集共存、互不统属，行业接纳科技成果的同时，始终保持适度反思，守住学科的核心边界；

其三，预留危机预案筹备时机，技术风险不会凭空消失，但延后爆发能让各国政界、学界同步搭建兜底处置方案，一旦AI 出现认知偏见、生态干预失误，社会已有成熟的应对机制，不必陷入手足无措的窘境。

波兹曼并不主张全盘抗拒技术推进，而是主张依托人文规则制衡垄断。

伦理带来的缓冲，正是这份人文制衡最核心的落地路径。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有太多值得反复回味的“金句”：

“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

”（中译本第 2 页）通常人们会默许专家来评判，但专家只是少数使用者，多数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和权利。

“我们身处狂热特乌斯们的包围之中，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他们只看到新技术之所能，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果。

我们不妨把这些人称为技术爱慕者（technophiles），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白璧无瑕，对未来不怀丝毫的隐忧。

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们打交道。

”（中译本第 3 页）在中国乃至全球，要做到这一点，至今仍相当困难。

当下的情况往往正相反，人们趋之若鹜，对科技偶像的无限拥戴就是最鲜活的例证。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电驴磨和AI 磨产生的是技术专家和强权合谋的赝品泛滥的社会。

前两句是伟人的经典概括，后一句是今人的审慎推断，它是否成立， 不妨交给时间去验证。

“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中，技术都将被视为我们的救星。

”（波兹曼自序最后一句）如果这里的“技术”泛指各类方法、手段，这句话自然没有问题；

但如果特指狭义的“科技”，其中的问题便会层出不穷。

而近一百年中，人们恰好是在这个狭窄的意义上理解“技术”的。

写作这篇序言，恰逢 2026 年8 月15 日，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这一天正式实施。

生态文明之“生态”，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生态学”，并非科技专家的专属领域，人文学者和公众同样能做出贡献。

生态文明与技术垄断，从根源上就是矛盾的。

如果我们对技术狂奔的现实和可能命运不满意，就要想办法提早介入，这正是今天重读《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的全部意义。

至于如何介入，波兹曼没有讲太多，留足了让读者自己琢磨的空间。

我曾提出过“博物生存”的进路，这里暂不展开，它只是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

我始终相信，只要愿意动脑，每一位读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

2026 年8 月15 日于肖家河

即可查看详情

声明：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如有内容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