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大同官宣主演阵容，聚焦南北朝冯氏两代女性家国抉择与民族融合

该剧由阎建钢执导，杨幂、刘学义、胡军、刘奕君、杨玏联袂主演，由腾讯视频与上海九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故事设定于南北朝时期，北方诸国林立，局势动荡。

为求自保，北燕王将女儿冯娷送往北魏，成为拓跋焘的妃嫔。

然而此举未能延缓北魏扩张之势。

拓跋焘先后攻灭大夏、北燕与北凉，完成北方统一。

身为亡国之后的冯娷，心怀故国之痛与家族之仇，悄然立下灭魏复燕之志。

拓跋焘驾崩后，北魏王室经历短暂纷争，最终由拓跋濬继位。

他对冯娷的侄女冯湮儿倾心不已，力排众议册立其为皇后。

受姑母影响，冯湮儿初时以复国为念接近拓跋濬，却在相处中逐渐被其远见卓识与胸襟气度所折服，最终放弃旧日执念。

可惜拓跋濬英年早逝，朝局再度陷入波澜。

冯湮儿毅然担起丈夫未竟之业，成为其政治理念最坚定的践行者。

面对拓跋宗室内部守旧势力与前燕遗民复国组织的双重压力，她沉着应对，毫不退让。

她大力推动民族和解，主动吸纳汉文化，推行融合政策，为北方各民族走向深度交融作出重要贡献。

宋代文人的老年生活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独特的老年生活图景：多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围坐园林，主角文彦博举杯与同僚相视而笑，其余诸人或对弈、或观画、或品茗，悠然自得。

洛阳耆英会中的诸位参与者都是致仕官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罢黜，此后他们远离都城开封，不再关心政事，追求修身养性，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耆英胜会图》描绘的就是这些老臣园林雅集时放松舒适的状态。

这不仅是一场或许有政治目的的集会，也是宋代士人老年生活的一隅。

苏轼诗作《於潜僧绿筠轩》中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陆游诗作《杂感》中也写道，“修身以待终，何至陷饕餮”，这些诗句与《耆英胜会图》等画作，均反映出了宋代士人理想中的老年生活——物质充裕与精神富足并存。

实现这种老年生活的前提，是将制度设计、宗族支持与美学追求等相结合的养老体系。

这反映出宋代社会对“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向往。

宋代养老体系的特点之一是有法可依，严密的法律是其制度保障。

宋律规定，“家道堪供而故有阙者，各徒二年”，或剥夺财产继承权，视情节严重程度还可附加编管之刑。

国家强制子女赡养老人，否则将面临严重法律后果。

孝道不仅是道德约束，还受法律保护。

同时，宋代还新增了优抚优待特殊老年群体的制度。

宋代之前，优抚优待对象多为高龄老人、中高级致仕官员及鳏寡孤独者。

宋代基于国家局势、经济发展等现实考量，对老年科举士人、老年军士、老年僧道等群体也制定了优抚优待措施。

这些措施拓展了政府养老对象的范围，使得宋代的养老体系更加完备。

此外，宋代对高龄老人关怀备至。

在重大庆典时会赏赐生活用品，如北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民年八十以上，每遇常宁、乾元节（分别为皇太后、皇帝生日），许赴州县燕设”，之后此类物质赏赐被居养机构供养所取代。

从北宋仁宗嘉祐年间设立的福田院，到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发展成熟的居养院、安济坊等，宋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养老救济体系。

福田院主要收容鳏寡孤独的老人和乞丐，每院收容三百人，冬季可超额收容至次年春季；

居养院主要收容无依无靠的老人，收养年龄下限由宋神宗时的六十岁放宽至五十岁，救济标准为每人一升米、十文钱；

安济坊源于苏轼赈济遭受疫病的百姓而设立的安乐坊。

北宋哲宗时，福田院由京城扩展至地方，“鳏寡孤独贫之不得自存者，知州、通判、县令佐验实，官为居养之。

疾病者仍给医药”。

到了北宋徽宗时，居养院“给常平米，厚至数倍”，提供食宿及生活用品。

这些福利机构为部分无家可归的老人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

当然，在宋代社会，这些制度的实际作用往往大打折扣。

宗族在宋代的养老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范仲淹于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创立的范氏义庄，是其中的代表。

范氏义庄拥有义田千亩，其租金收入用来为同宗族成员提供衣食、婚丧、科举等七项资助。

五岁以上的族人，都可以领取每口每日一升的粟米。

族中若有老人去世，可申领15至25贯钱的丧葬费。

这种基于血亲的互助帮扶模式，弥补了官府养老机构的不足。

从范氏义庄起，类似义庄纷纷建立。

北宋时期，以范氏义庄为中心分布的义庄达到十五家。

他们不但提供物质支持，还通过共同祭祀、族谱修撰等形式强化宗族凝聚力，使得养老有了一个新的支点。

此外，古代家训文化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这巩固了宗族养老的伦理基础。

如司马光在《家范》中主张以礼法治家、德教为本，并详细规定了祖、父、母、子等家庭成员的行为准则。

这些细致入微的规定，将孝道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每个人具体的日常行为，在物质供养的基础上，强调养老还需要关注情感交流与精神慰藉。

宋代致仕后的官员，不再留恋庙堂之上的荣光，转而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将晚年生活升华为一种生活艺术。

司马光致仕后退居洛阳，打造了私人园林“独乐园”，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评其“洛中诸园最简素”，苏轼曾作诗赞其“花竹秀而野”。

他于读书堂地下“凉洞”中主持编纂完成《资治通鉴》这一宏伟巨著。

于司马光而言，“独乐园”是他养老的居所，也是他学术创造的天地。

与此类似，苏轼在黄州东门外开辟“东坡雪堂”，于耕读中体悟人生；

陆游晚年隐居山阴，“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

这些退隐生活既闲适，又不乏创造性与精神追求。

雅士间的集会结社则为他们的养老生活定义了社交维度。

除了“洛阳耆英会”，还有“尚齿会”“怡老会”“真率会”等。

这些集会结社不追求奢华的享受，但求精神共鸣和志趣相投。

他们会定期举行集会，或吟诗作赋，或品茗游园，或对弈厮杀。

在这样高雅的社交圈中，致仕的老者不仅能获得情感支持，更能在交流中保持思维活力，延缓心智衰老。

此外，宋代养生之学盛行，陈直所著的《养老奉亲书》是其中的代表。

该书主张“先食治后药疗”，提出“脾胃为五脏之宗”理论，主张卧室要安静洁净，通过书画、种植等方式养成乐观的心态等，社会影响力很大。

士人们将这些养生理念与他们所向往的生活美学相结合，期望度过相对健康而优雅的老年生活。

如苏轼对养生极为热衷，认为叩齿、吐纳、按摩的养生效果极佳；

欧阳修是动形养生的支持者，他反对道家的外丹术，推崇修身养性的导引养生法。

对我们来说，诗词歌赋、笔墨书香之外，宋人留下的生命智慧也值得我们品味。

将文化之雅与制度之实相结合，有助于我们度过更为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王玉德），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