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等于技术，我们一起聊聊科学的真面目。

”8月17日，《科学乃自由之路》新书分享会在上海静安图书馆举办。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就科学精神的起源与内涵、过去人们对科学的系统性误解，以及自由探索与基础科学的深远意义发表了演讲。

吴国盛的新书《科学乃自由之路》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为演讲、访谈、短长书三个部分，以科学史上的有趣故事为引，拆解大众对科学的普遍误解。

8月17日，《科学乃自由之路》新书分享会在上海静安图书馆举办。

“科技不分”：一个系统性的误解

“中国人容易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那叫‘科技’。

”吴国盛说，“当你叫科技的时候，你脑子想的是技术，结果科学就搞没了。

”他观察到，中国人虽然嘴里挂着科学，但心里其实没有科学的位置。

“我们有的只有技术的地位。

”

这种误解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从20世纪初的科学救国论，到后来的科教兴国，再到民间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国人对科学的推崇始终带着强烈的功利色彩。

“我们为什么要搞科学？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以提高GDP，提高经济增长率，富国强兵，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你想的就是技术的事。

”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在技术应用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现代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源于基础科学突破：人工智能基于Hinton的深度学习理论，计算机网络基于量子力学和数理逻辑，电力和化工则基于电磁学和化学。

《科学乃自由之路》

自由：科学精神的内核

吴国盛追溯了“科学”一词在中国的由来。

科学二字是19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西周发明的译名，1895年康有为引入中国，1915年《科学》杂志创刊后才逐渐普及。

他引用梁启超、冯友兰、竺可桢等学者的讨论指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传统。

“四大发明、张衡地动仪、祖冲之圆周率只是局部、孤立的成就，未能形成持续发展的科学传统。

”吴国盛认为，中国古代技术确实发达，如陶瓷和丝绸，西方人难以复制。

但技术发达不等于科学发达。

吴国盛提到，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难题”（为何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时未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导致中国人偏爱“古代科学发达”的说法，却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古代中国缺乏以推理演绎为特征的科学传统。

吴国盛进一步将科学精神与自由联系起来。

他指出，自由不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概念。

严复当年翻译liberty时苦思半年，发明了“群己权界”作为译名，但没有传播开来。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优先、个体从属。

西方文化始终强调个体的独立自主。

”吴国盛用自我介绍的方式做了对比。

中国人见面先说“免贵姓吴”，再说在哪儿工作、老家是哪儿的，“这三句话足够拉近关系，建构联系。

但我们始终不谈‘你’是怎么回事。

”而西方人见面，“大家好，我叫某某，这就是我的名字，我的ID。

”

“科学起源于‘自然的发现’——相信万物都有自身的内在逻辑。

”吴国盛说。

希腊人由此创造了一套以推理演绎为特征的知识体系，其目的不是实用，而是“激活人内在固有的理性”。

“希腊人认为理性是人性的根本，学习科学是为了涵养人性，成为真正的人。

这与儒家认为仁爱是人性根本、需要激活爱心以成为君子，形成了深刻对比。

”

分享会最后，吴国盛将视野拉回当下。

他认为，过去中国处于追赶型科技阶段，可以跟随其他国家学习，不需要追问科学的本质。

但如今中国已进入科技前沿，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就变得极为尖锐和重要。

吴国盛回顾了中国近代史上“救亡压倒启蒙”的困境，竺可桢曾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但那时救亡的主要任务在前，无暇他顾。

而如今，“如果仍然秉持功利主义的科学概念，那么科学将与中国无缘”。

吴国盛强调，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比如中国人在数学领域只要沉下心来就能取得成就，而是观念问题。

理解科学的本质、回归自由探索的精神，是当前迫在眉睫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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