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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26日23时12分,由杭州开往上海的364次旅客列车行驶至沪杭线松江站至协兴站区间段K40+45处时,机后第8位的7号硬座车厢突然发生猛烈爆炸,造成二十四名旅客被炸死、十一人被炸成重伤,二十八人被炸成轻伤,另有百余人受皮外伤或者因为爆炸产生的混乱而受的跌倒和踩踏伤。
上两图:80年代硬座车厢内部
爆炸还造成22型硬座车厢大破和小破各一辆(分别是发生爆炸的7号车厢和与之相邻的6号车厢),沪杭铁路中断正线行车4小时11分钟。
这起案子是上海铁路史上自解放以来发生的伤亡最为惨重的列车爆炸案,也是建国以来铁路史上所罕见。
因此惊动了国务院、公安部、铁道部、上海市政府和浙江省政府。
在时任公安部部长王芳的指示下,铁路和地方公安迅速组建由铁道部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上海铁路公安局局长、两名副局长,上海铁路公安处、杭州铁路公安处的正副处长以及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分管刑侦的副局(厅)长的专案组,调集三百余名警力一边抢救伤员、运送死者、维持秩序,一面封锁现场、设卡堵截以及开展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的工作。
王芳
李森茂(中)
此外,奉亲自飞往上海视察现场并主持现场抢救和线路抢通的时任铁道部部长李森茂的指示,上海铁路局所属的上海铁路分局和杭州铁路分局尽全力配合专案组的工作,要钱给钱,要车给车,要人找人。
敢有不配合甚至阻挠专案组查案者,一律先开除路籍再论其他(以路籍对铁路人的重要性而言,李森茂部长的话说得已经是非常狠了)。
技术人员和法医先对被拖至协兴站(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华阳桥乡的五等站,现已撤销)内的原364次旅客列车7号硬座车厢(编号YZ22-36550)内的所有二十四具尸体进行逐个编号登记,对他们所处的方位和姿态用照相和录像的方法进行固定,然后对每一具编号的尸体都提取了指纹,最后在画线圈定后将尸体从车厢内移出,送往铁路医院的停尸房,由法医对尸体进行尸检。
22型硬座车厢
被调车机拖往到协兴站接受检查的原364次旅客列车的两节受损车厢
尸体移出车厢后,技术人员对爆炸现场进行勘查——
爆炸的中心现场被确定在7号硬座车厢前进方向前端左侧的厕所,爆炸直接炸穿了车厢外壳,三面板壁被炸碎,顶部被炸得拱起,底部被炸出一个1.9米×1.3米的漏斗状大洞。
爆炸范围在爆炸中心北侧70米、南侧8米、东西各53米,爆炸范围总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技术人员在这个范围内寻获了大量从列车上被爆炸冲击波炸出去的抛出物,总数超过2000块,总重超过3500公斤,总共装了337只大号麻袋。
技术人员用十天的时间从这些“巨量”的残片中精心找出了93件与爆炸直接相关的检材进行仔细检验,最终确定爆炸点的精确位置在7号硬座车厢前进方向前端左侧厕所内右后方的地面上。
通过对检材的化验分析,技术人员成功还原了爆炸物——系包装在内层有塑料薄膜的尼龙编织袋内的含有TNT成分的硝铵炸药,且炸药内掺有增大杀伤力的铁砂。
通过4次模拟爆炸试验,估算出爆炸物的药量超过3.5公斤,引爆物为火雷管,进而认定这是一起人为蓄意制造的爆炸案。
且因爆炸物没有延时引爆装置,所以专案组判断犯罪分子就在二十四名死者当中。
爆炸发生时,364次旅客列车上一共有一千二百余名旅客和三十九名列车组成员和三名乘警,专案组侦查员对他们进行了逐一询问,此外还询问了364次旅客列车从杭州到松江站之间各个停靠车站的百余名当班车站职工和死亡旅客的亲属八十余名。
经查实,364次旅客列车的车底在杭州站发车前为衢州开往杭州的380次旅客列车。
按照列车运行图,380次旅客列车在6月26日12时准点从衢州站发车,沿途停靠金华、义乌、诸暨等站,于18时03分抵达杭州站,车上留有直接转乘364次的旅客二百余名。
车底改成364次后,列车于19时从杭州站发车,发车时车上一共有旅客一千七百六十五名,至23时08分从松江站发车时车上有旅客一千二百余名,其中有一百二十七名旅客无票。
杭州站站房和站台
松江站站台
经过逐一访问核实,专案组证实在364次旅客列车由抵达松江站前半个小时内有五名旅客使用过七号车厢的厕所;在松江站停车时有六名旅客从靠近车锁的车门下车。
爆炸发生时,厕所附近总共有十二名旅客,其中九人被当场炸死,三人被炸成重伤,但经过核实,上述人员都排除了作案的可能。
根据厕所周围幸存的三名旅客证实,爆炸发生之前,厕所的门是锁着的,说明厕所里有人。
这更加证实了专案组关于凶手就在二十四名死亡的旅客内的判断。
至7月8日,换句话说专案组用了12天的时间查实了二十四名死亡旅客中的二十三名的身份(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只有6岁),且一一证实这二十三人当时都不在厕所内,唯独编号为17号、且损伤最为严重的尸体因为一直无人认领而始终无法核实身份,且17号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是距离爆炸点最近的。
和其它二十三具已经被确认身份的尸体不同的是,17号尸体不仅残缺严重,且全身裸露,体表粘附着大量烟垢并有二度灼伤。
且其血型和在爆炸中心现场厕所内壁里发现的人体组织的血型相同并和其他的在爆炸现场周围的九具尸体的血型均不符合,此外法医还在17号尸体的皮肤内发现了大量的铁砂,是所有二十四具尸体中身中铁砂最多的,且比其他的尸体体内发现的铁砂数量要多得多。
因此,上海铁路公安局和上海市公安局的十二名法医(包括四名高级法医师和八名主检法医师)经过反复论证后一致认为爆炸发生的时候,17号尸体就在爆炸中心现场,专案组由此认为17号尸体有重大作案嫌疑。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17号尸体是谁?
虽然17号尸体的面容被炸得完全无法辨认,且被炸得残缺不全,但法医依然通过尽力拼凑其肢体,大致对17号尸体有了一个大致的刻画:男性,年龄约在27岁左右,身高1.63米左右,血型为B型,头发较粗较黑,有稀疏的络腮胡,身体健壮,右手拇指和小指留着长指甲,手掌上有比较轻微的老茧,胃内容物为紫菜、豆腐干、淀粉类食物,根据消化程度看最后一餐为爆炸发生前4个小时所食。
通过现场的纺织物碎片和鞋子的碎片,专案组确定17号尸体生前上身外穿棕色卡其布上衣、内穿白色涤纶衬衫;下身外穿中灰色涤纶华达呢西裤、内蓝色穿士林平织布短裤,脚穿24.5厘米的凤凰牌橡胶底黑色人造革凉鞋。
鉴于17号尸体身体强健,但手上老茧并不明显这一条看,此人生前并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其穿着的裤子质地较差,做工粗糙,说明此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都不是很高,应该生活在农村或者小城镇中。
从犯罪分子随身携带3.5公斤以上的炸药和整套引爆装置乘坐火车的情况看,其多次换车的可能性不大,应该在380次和364次旅客列车沿途停靠站附近有住处或者落脚点。
犯罪分子系自爆身亡,没有特定的侵害对象,因此专案组判断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应该是因为某种原因导致对现实的不满而产生厌世心理,以极端手段报复社会。
不过,也不能排除受敌对势力指示进行的政治破坏活动(因为案发后,多个位于港台地区的反动团体宣布对这起爆炸案负责)。
为了尽快确定17号尸体的身份,专案组依据分析确定的排查范围,立足于浙江全省,以浙赣线、沪杭线、萧甬线三条铁路沿线的衢州、金华、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以及上海的松江这八个地区为排查重点。
从时间因素上排查6月26日前出走并至今下落不明的人员;从体貌特征上排查与17号尸体相似的人员;从思想上排查参与过“三乱”(动乱、骚乱、暴乱)并受到过打击处理,或因为家庭矛盾、民间纠纷而铤而走险、报复社会的人员;从作案条件上排查能够直接或者间接接触和获得爆炸物品、具备一定爆炸知识的人员。
经过半个月的工作,专案组一共排查出体貌特征和17号尸体相似且目前失联的嫌疑对象超过八百余人,经过筛查后这个范围缩小至一百四十八人。
然后将这一百四十八人留在公安机关的指纹卡和17号尸体的指纹进行比对。
不过,专案组并没有将指纹查对范围局限在这一百四十八人里面,而是两次向华东五省一市以及临近的贵州、湖南、河北和广西等省和自治区的公安机关、劳改劳教和收容遣送部门发出协查通报,请上述部门将手头掌握的符合排查特征的人员的指纹卡送往上海进行比对(最终比对了超过四十余万份的指纹卡)。
在比对指纹的同时,专案组运用新闻媒体和地方党政机关充分动员群众开展认尸工作。
从7月3日以来在华东五省一市的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上播发和刊登认尸启事,期间总共有八十二人前来辨认尸体。
……
7月20日上午,义乌市杭畴乡党支部书记陈泽山陪同个体袜厂厂长冯汉令来到义乌市公安局佛堂镇派出所,向正在所里值班的副所长提供了一个情况:袜厂女工陈秀群的男友周文志可能和364次旅客列车爆炸案有关,因为周文志和陈秀群最后一次谈话中,曾经提到“受上级指派,要去搞一次爆炸”,爆炸发生后,陈秀群惶惶不可终日,担心事情牵连到自己和家人,于是向厂长冯汉令反映了这个情况。
陈秀群说:“6月25日晚上,周文志赶到杭畴乡袜厂将我从厂里叫出,对我讲:‘我要出去了,这次出去九死一生,永远不回来了’,然后,周文志给了我100元的现金和200元的存折。
第二天下午,我收到周文志托人转给我的信,是一封遗书,里面写着:‘我这次一走,你们几天后就会听到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受上级指派,要去搞一次爆炸……’”
在接到义乌市公安局的消息后,专案组立即派工作组赶到义乌,在周文志的住处提取了周文志的指纹、毛发、鞋底印等样本立即送往上海进行比对,最终这些样本均得出可做同一认定的结论,至此17号尸体的身份被认定为时年25岁的义乌市佛堂区田心乡舟墟村村民周文志。
据了解,周文志小学文化水平,母亲早逝,是父亲将他们兄弟姐妹五人拉扯大,家境极为贫困。
由于周文志自小性格内向、心胸狭窄敏感、自尊心和虚荣心都很强,对自己的贫困状况极为不满,15岁的时候周文志曾经因父亲骂了他几句而服农药自杀,幸亏送医及时洗胃而捡了一条性命,但从此和家里人决裂。
自16岁开始,周文志先后在江西的上饶、浙江的金华和吉林的柳河等地做水泥工谋生糊口,并在1988年和兄弟姐妹分了家,在佛堂区田心乡舟墟村安了家,分家后就极少往来。
1989年3月,周文志在义乌市稠城镇朝阳村承包了一户个体住宅的内外墙粉刷工程,但因为人菜瘾大,不善经营,所以过得入不敷出,有大量的债务在身。
由于周文志曾经和其女友说过“受上级指派搞爆炸”的话,以及爆炸发生后多个反动组织宣布对此案负责的声称,专案组首先怀疑周文志是受敌对组织指派蓄意制造爆炸。
但是经查实,周文志没有犯罪前科,且周家没有任何海外关系,也没有接触过从港台入境的人员,也没有参加什么反动组织的行为。
换句话说,没有查出周文志受敌特机关唆使或者出于政治目的与他人合伙作案的情况。
但是在调查周文志的过程中,专案组了解到周文志的债务问题极为突出,在承包建筑工程中累计积累了拖欠民工工资、建筑材料费、冒领工程承包款、工程延期的罚款以及其它债务款项万余元。
为此自从6月上旬以来,材料供应商、民工们纷纷堵着周文志的家逼债,周文志被迫躲藏到女友陈秀群的家。
没想到6月8日,几个被拖欠工资的民工追到陈秀群家,将周文志当着陈秀群家人的面痛打了一顿,并且扬言周文志若再不给钱就将他连同陈秀群一家人全部“收拾掉”,周文志被迫离开陈秀群家回到自己的家里。
6月12日和6月13日,又有五名民工先后来到周文志家逼债,并又将周文志殴打了两顿,周文志被迫躲去了妹妹家。
6月24日上午,朝阳建筑队的工程发包人周英明和周尚林为了追讨周文志所欠的4000元借款,将周文志告到了义乌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
为此,城中派出所派出两名干警、三名联防队员跟着周英明、周尚林和一名司机总共八人开着汽车来周文志家,没想到扑了个空,于是城中派出所留下一张限周文志6月底前到朝阳建筑队结清账目,否则将对其进行抓捕拘留法办的字条后离去。
当天下午,周文志从妹妹处回家,看到这张字条以及邻居“警察要来抓你”的传话后,神情变得极为惶恐。
据此,专案组认为周文志有厌世自爆的动机,下一步就要查明他是从哪里获得的爆炸物。
佛堂区总共有采矿点19个,从事爆破的人员四百七十四名,其中八人是周文志的亲属。
通过对矿区职工群众的排查,专案组发现周文志的大姐周惠玲的丈夫朱萃潮在1988年在义乌莹石矿竹坑矿区承包工程时有多领和私藏炸药的行为,而周文志的大姐周惠玲正是竹坑矿区的临时工,具有私藏炸药的条件。
因此,专案组在8月24日采取果断措施将周惠玲和朱萃潮拘留审查。
面对突审,朱萃潮承认自己在1988年私自拿回了36支共5.4公斤炸药、24枚火雷管和1米左右的导火索。
周惠玲承认周文志在6月25日到她家,以炸鱼为名义向她要走了全部36支炸药、16枚雷管和导火索。
随后专案组在周惠玲的家中查获了剩余的8枚火雷管,经过技术鉴定,这些火雷管和现场发现的火雷管残片属于同一批次的产品。
此外,有人在6月26日14时40分在义乌站外看到了周文志的身影,他穿着棕色上衣和中灰色西裤,背着一个帆布背包进了义乌站……而364次旅客列车正是在6月26日15时停靠义乌站,停车时间5分钟。
80年代的义乌站站台
至此,历经两个月的调查,专案组确认系周文志因拖欠工程款和工资款无法偿还,产生厌世情绪,于6月26日15时左右携带炸药、雷管和导火索在义乌站登上了364次旅客列车并在当晚在364次旅客列车的7号硬座车厢的厕所内引爆了炸药,制造了沪杭铁路6.26特大爆炸案。
老将于汉超下半时替补登场后打进一球,赛后他的前队友朱晓刚也为他送上赞美。
朱晓刚发布了曾与于汉超一起效力时的照片,并开心地说道:“猴王猴王,能和你做过队友又还在一个房间绝对能吹一辈子牛逼。
” 朱晓刚和于汉超曾经是大连阿尔滨的队友,此后于汉超辗转广州恒大和上海申花,至今仍活跃在中超赛场,且在队中仍有重要作用,而朱晓刚的职业生涯较为平淡,目前已经退役。
(注:新闻图片取自朱晓刚微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2024年春晚,《咏春》精编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惊艳登场。
2024年度文化传播 它是一个无需语言就能让观众“读”懂的故事,它是一次结合多种艺术形式和文化样态的绝妙尝试。
它融合了俊朗武术和飘逸舞姿,结合了舞剧精髓与武术精神。
它删繁就简,以小见大;它写意又写实,极简又宏阔。
它不只塑造出英雄本色,还提纯了英雄精神,讲好了中国故事。
大幕拉开,“叶师傅”一袭黑色长衫,离开故乡佛山前往香港,踏入群雄林立的武馆街,想为咏春开一扇门……这是一个围绕中国传统武术咏春拳展开的故事。
2024年龙年春晚,舞剧《咏春》片段曾经让不少观众赞叹岭南风味的“舞武融合”,其实这部由深圳出品的原创舞剧,在B站2022年12月31日的跨年晚会上就曾斩获2亿播放量,拥有一众粉丝。
2024年秋天,它又走进欧洲,在伦敦和巴黎掀起了一阵“咏春热”。
《咏春》之美,美在舞武和合的视听盛宴,美在传统与现代的无缝对接;《咏春》之新,新在创新重塑传统文化表达体系,新在孵化机制够包容、传播手段够新锐。
这是一个传统又现代的故事,用“深圳文艺+深圳设计”实现“咏春拳”和“香云纱”活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用“双故事线”展现出岭南文化独特魅力和新时代深圳精神风貌的华章。
《咏春》让舞剧“潮”起来、“燃”起来,成为深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典范。
一个担负起新时代新文化使命的故事,出自深圳似乎理所应当。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作为经济特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勇立潮头、锐意创新、追光逐梦是深圳城市品格的自然流露。
不少观众在看《咏春》前,惊讶于这出文艺大剧的出品方,不是来自北京和上海,而居然是来自深圳。
但看完这部五星佳作后,又纷纷表示“这很深圳”——“咏春”是最能展现岭南风骨、中国精神的传统文化经典IP,以“春”咏志的深圳敢于挑战这个经典题材,恰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的生动实践。
一棵古树达成的开端 能在伦敦连演12场,是《咏春》总编导之一韩真没想到的,她更没想到的是,向来含蓄的英国观众在演出结束后全场起立鼓掌,尖叫不止,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让演员们数次返场谢幕。
在伦敦的每一次演出现场韩真都留意观察,第一场演出,观众里亚裔面孔占到三四成。
西方观众中,能看出来有不少是功夫爱好者,因为他们穿着当地武馆的练功服。
首场演出的第二天,《泰晤士报》即以“古代艺术、现代舞台”为题报道了《咏春》首映情况,专注于戏剧和表演艺术的专业评论网站Curtain Call Reviews给出了五星高分。
热爱艺术和舞蹈的观众迅速涌进伦敦沙德勒之井剧院,观看者逐渐多元,非亚裔面孔的西方观众占据了剧场的80%以上。
海外观众不再仅仅抱着猎奇心态看中国功夫,而是看到了人,而艺术本该如此,没有跨越不了的文化,只有跨越不了的心灵。
法鲁克·乔杜里是英国现代舞团阿库·汉姆舞蹈团的监制、制作人,也是前职业舞蹈家,他特别喜欢《咏春》中八卦掌片段——“舞者的身体内仿佛正进行一场风暴。
”他作为同行受邀观看了首场演出后,马上自掏腰包给家人买了票,没过几天,陪着朋友又观看了一遍。
在他看来,《咏春》不仅讲述了一个中国故事,展示了中国美学和艺术,更给观众带来了“你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的观演感受,带来情感共鸣。
根据公开的票房统计,《咏春》在伦敦和巴黎的演出共16场,晚上场次的票几乎售罄,创下中国舞剧在欧洲商演时间最长、场次最多、票房最好的纪录。
不少伦敦市民“二刷”甚至“三刷”《咏春》,在英国掀起了一股来自中国的艺术风潮,也带动起了文创周边,不少观众得知《咏春》是由深圳原创出品时,直接被“种草”,在网络上留言说:“我一定要去。
”“《咏春》成功勾起了我对中国岭南地区的兴趣。
” 视频片段在YouTube上,已经有130多万播放量,收获了2.6万点赞。
有人没看够,强烈要求加演,还有人建议《咏春》来自己的城市巡演。
在英、法演出取得亮眼成绩,吸引了众多国际合作机构和承接商,他们正朝《咏春》挥动橄榄枝,积极与《咏春》团队联系,协商将《咏春》引入本地的可能性。
《咏春》自2022年12月于深圳启航以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在全球46座城市、56座剧院演出了233场。
“我相信观众会看得懂、感受得到。
”周莉亚说,“因为这部剧不仅包含为世界所熟悉的中国功夫,还传递了一种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性格特质。
我相信这也是西方观众了解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途径。
” 在创排《咏春》之前,总编导韩真和周莉亚曾深入岭南地区调研,取材、采风、查证,在大量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里找寻线索。
她们发现岭南文化有一种特殊的风貌,一方面传统根脉深厚,却又在这基础上,开风气之先,与外来文化相融合,开枝散叶。
韩真到现在都记得,采风时行至中英街——这条250米长的街道背靠梧桐山,南临大鹏湾,深圳香港各占一半,街心以“界碑石”为界,是特区中的“特区”,街中心有一棵百年古树,根在大陆,繁茂的树冠枝叶覆盖香港一方,因而构成一处奇妙的景观。
这处景观触动了韩真和周莉亚,她们开始有表达的冲动,渴望寻找一个质朴的故事去呈现这种难以名状的情感,一棵古树达成一个作品的美好开端。
在深圳电影制片厂的档案馆,她们又发现,原来大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武侠港片都是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
自己那代青少年就是看这些英雄的故事长大的,而电影对武术的传播意义,不仅影响了她们这代人,更是实现了国际上深层次的文化传播。
两人灵感迸发,决定创作一部关于拍摄咏春电影的故事。
“今月曾经照古人” 《咏春》之难在于双线叙事。
虽然剧名为《咏春》,但它讲的却不仅仅是一代宗师叶问的故事,而是以一深圳剧组拍摄电影《咏春》为引,拉开全剧大幕。
电影里的“叶师傅”远赴他乡,只为开咏春的一扇门;舞台上的片场中,剧组众人同样怀抱梦想奔赴山海,为追心中的一束光。
前者是“扶弱小以武辅仁”、弘扬民族自信的英雄,后者则是根植深圳城市发展的时代脉络,致敬追光的平凡人。
一个戏中戏的结构成就了两个时代的同频共振,南下打工的大春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拼搏与剧中叶师傅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也打通了两个故事之间的情感勾连和“理想”共鸣。
图/《咏春》宣传照 摄影/王徐峰 舞台剧不同于影视,无法利用蒙太奇,在一部作品的时间里,同时讲好两个时空的两拨人的故事,无论如何都很困难。
“韩周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这是网络上许多舞剧迷笑谈的一句话。
最终,通过舞美置景以及舞蹈编排的设置,从影业公司到武馆街跨越半个世纪的两个场景在舞台上实现旋转交替和场景转换,让同处于各自困境中的两条故事支线,产生了一种类似“今月曾经照古人”的对照。
从而恰到好处地让观众、剧中人共同在这种对照中产生共情。
“我们实在不想去延续影视剧已经给大家划定好的一个老故事,每个时代都有对功夫不同理解,也应该有自己的表达。
”韩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且创作本身是需要克制的,这也是这部舞剧并未选取“叶问”或“一代宗师”的原因。
在韩真眼中,咏春代表着两个时代的人对美好理想的向往,这是咏春的意义所在,也是在咏春拳之外,所赋予这两个字的更广泛深厚的精神内涵。
“双线叙事”不仅拓展了舞剧“众生相”的边界,还让观众能以“上帝视角”窥见创作者内心的图景。
两条线时而分开,时而重合,所有服化、场景、灯光都随之分裂与聚合,共同构成《咏春》复杂的叙事模态。
在舞台上同时呈现两个时空,这种开创性的表达,也成为《咏春》对于重构舞台空间的一次探索。
用舞蹈诠释岭南武术精髓,是《咏春》的一大看点,也是创排的另一大难点。
主演常宏基记得,为了完美呈现武术效果,所有演员一起学武练武,由咏春、螳螂、太极、八极、八卦等拳法和掌法的非遗传承人进行指导,前后持续一年,其中打桩有三个月,最后所有演员的手腕和手肘都是淤青。
封闭式排练近半年,封闭期间,每天要进行近12小时高强度的创排训练。
后来即便进入巡演周期,演出之余,他们也做到了“拳不离手”。
让舞蹈演员学习武术动作并不难,难的是武舞结合。
因为舞蹈演员的呼吸和发力方式,与武者完全不同,要想打出真功夫,只能扎扎实实学,从零开始,没有捷径。
舞蹈动作多优美舒展,但武术需要气息下沉,将力量极速打出。
这样一来,要让武打动作与舞蹈节奏相合,就尤为困难,只能一遍遍磨合细调。
功夫对体力的消耗极大,对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掌握武术的力量感和内在气韵之后,接下来是艺术转化,毕竟舞台要求可看性。
电影里,“大战三百回合”只需镜头剪辑就能完美实现,一次做不好可以拍好多条。
舞剧可不行,舞台上所有的武术套路都需要舞蹈演员一气呵成地完成,哪怕慢半拍,哪怕有一点差错,都会导致一整套招式全部被打乱。
甚至,演员需要通过对自己肢体的控制,从而产生电影镜头的观感,例如,模拟出电影的慢镜头与停顿,在转台上去完成本该在平地上完成的舞蹈动作。
《咏春》全剧高潮舞段是叶问在群雄林立的武馆街与四大派掌门“对阵”的场面,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先后登场,叶问则以咏春拳一一破之。
所有对打套路,都要求既有武术的速度力量,也有舞蹈的飘逸洒脱,两人对攻,招式连绵不断,又不能真的伤到彼此,需要动作、节奏精准到每一寸每一秒,默契配合。
为此,所有对攻的演员都经过了“千锤百炼”。
周莉亚记得,有时候该去吃饭了,两个演员站起来,忽然“砰砰”地就“打”起来了,把所有招式对一遍,再“呼哧带喘”地擦把汗去换衣服。
有时候是排练前,一碰面,“俩人迎面走着呢,默契地就又对上招了”,过招简直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正是一遍遍磨合,才实现力量与美感的共舞,新的舞蹈语汇与武术碰撞而产生了奇妙的火花。
舞者们时而在太师椅上踢出扫堂腿,时而手持长棍纵横开阖,时而在街巷中闪转腾挪……干净利落的身手和行云流水的出招让人目不暇接,激烈对战正酣时却又点到为止,瞬时收手,拱手施礼,呈现出一种中国式的古典浪漫与美感。
18分钟“通关大战”缩减为13分钟的华彩片段曾登上B站跨年晚会,累计播放量如今已经超过2.8亿。
传统焕发出了新生 人们心中的叶问坚定、隐忍,总是一袭黑色中式长衫。
舞台上,黑幕与光束之下,叶师傅的黑衫像陶瓷一样光洁,亦有黑胶唱片般的质感。
这种极具特色的布料,是韩真和周莉亚在采风时发现的岭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
“采风的时候,偶然看到在田间晾晒着的香云纱,瞬间就被打动,实在太美了!”韩真说。
作为岭南地区的一种古老染色面料,香云纱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流传了数百年的传统手工工艺,以丝绸为胚,用植物和矿物染整,非常昂贵,被称作面料中的“软黄金”。
张爱玲在《沉香屑》中写到过:“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图/《咏春》宣传照 摄影/王徐峰 香云纱的黑色,在光束照下,不会像黑色棉布那样把光线吸收,而是反射出清朗的色泽,可以呈现出传说中的“五彩斑斓的黑”,幽暗却明亮,坚定又不失灵动。
如果说咏春拳可以承载故事的主题,那么香云纱刚好以视觉呈现人物的性格。
在舞剧中,香云纱不仅被用在人物服饰的制作,其制作过程也被艺术化地写进了剧情里,舞者们穿着柔滑的香云纱,极具岭南风韵。
咏春拳和香云纱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巧妙融入舞剧,传统焕发出了新生。
以当代“语言”诠释传统文化,正是《咏春》得以“破圈”的原因。
韩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舞剧中注入非遗文化,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一片有历史的土壤,一定有自己的文化积淀和非遗的传承,但是这些是否适合作品,还要看整个作品真正呈现时的需求,创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要在传统作品里体现当代性,就意味着对于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回望,而是在其中注入当代的思考。
在为舞剧《咏春》采风时,韩真就透过咏春,思考过功夫在当代的意义。
在她看来,咏春祖训里“勤练习技不离身,养正气戒滥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扶弱小以武辅仁”这四句话,满满透出了中国人的勤劳、温文、谦让和处世哲学,不但具有当代性,而且是可以通过舞剧与全世界分享的古老智慧,小小的招式里藏着大大的天地。
这种链接传统与现代的特性,也正是深圳的城市品格。
深植于内心的力量,自然可以跨越山海,获得更广大人群的共情。
韩真和周莉亚始终记得2023年9月《咏春》首度走出国门,首站登陆新加坡时现场收获的感动。
在观众席的前区,有两位老人,他们全程绷得板直地坐着,到了演出后程的时候,甚至攥紧拳头,演出结束后,他们又站起来鼓掌。
后来,韩真听说他们是新加坡的华人,早早从岭南地区下南洋,背井离乡出去打拼。
在《咏春》里,他们看到叶问,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更感受到了故乡。
韩真记得,那天还来了很多驻新加坡的各国大使,其中一个大使对她说:“看到这部剧,想起了我在中国的那些日子。
” 没有什么力量比情感的共鸣更强大。
《咏春》不仅用新的舞蹈语汇与武术碰撞产生的美感吸引了不同国家的观众,将传统文化在今天语境中创造出新的解读,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探索了一条新路。
“我们渴望英雄,渴望塑造自己民族的英雄,渴望证明自己,所以英雄在功夫这个概念里留下了印记。
从今天看,英雄是什么?谁是英雄?也许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了生活和理想而努力的普通人,都可以是自己的英雄。
”韩真说。
《咏春》不仅致敬英雄,也致敬每一个在生活里怀抱梦想的普通人,当大幕落下,舞台幕布上缓缓闪动着一句话:“英雄站在光里,而我们愿是那束光。
” 发于2025.1.6总第117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舞剧《咏春》:以舞辅仁 记者:李静 编辑:杨时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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