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上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

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此次阶段性成果，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发掘过程中，多学科研究丰富了三星堆文化内涵，也创新了考古和保护工作机制。

图源：央视新闻

三十年来祭祀坑”埋藏年代争议问题解决

2020年至，祭祀区共计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

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二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

西北部的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仅80余平方米，建造程序复杂，因紧邻分布着相似的建筑，故该建筑很有可能属于大型建筑群的一部分。

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在现有祭祀区表面堆积（第⑤层）之下还分布着埋藏整根象牙或相对完整玉石器的祭祀坑，表明该祭祀区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目前发掘的6座新坑为代表的祭祀遗存为该祭祀区偏晚阶段遗存。

祭祀区之外的区域以及祭祀区叠压的早期堆积均发现居住遗存，夹杂较多灰烬、烧土颗粒和破碎陶器，被祭祀区叠压的居住遗存年代最晚距今约3800-3700年，祭祀区之外且叠压祭祀区的居住遗存，年代最早距今约3000年。

确认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是此次发掘成果的重要意义之一。

考古人员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14C测年（碳十四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新发现6座祭祀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

截至5月，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K3、K4进入整理阶段，K5、K6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K7、K8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

6座新坑直接开口于宋代堆积层之下，其中K6打破K7。

祭祀坑平面形制可分为宽长方形、窄长方形和近似方形三类，K8面积最大，约19平方米，K5和K6分别仅有3.5平方米和4.1平方米，面积甚小。

面积越大深度亦越深，K3和K8最深，深度均超过2米，K5最浅，深度只有50厘米上下。

所有祭祀坑”的方向均非正南北向，长轴方向大致呈东北—西南向（K1、K2、K3、K4、K5）或者西北—东南向（K6、K7、K8）。

各坑的埋藏堆积，除了K5和K6在填土堆积之下只有一层埋藏文物之外，其余几个大坑以K7相对简单，直接在填土之下掩埋象牙和薄片状为主的金器、铜器和玉石器，K3、K4在象牙堆积和填土堆积之间均有一层灰烬，不过K4的灰烬遍布全坑，而K3的灰烬层只分布于坑东北部。

其中，K8堆积最为复杂，先是埋藏众多大小不一、质地各异的铜器等，之后埋藏大量象牙，再之后于南、北两侧填充夹杂红烧土块的黄褐色粉沙土，之后铺满整坑灰烬，再之上填充夹杂大块红烧土和石磬”碎块的黄褐色粉沙土，最后填土掩埋。

以上几座大坑不同埋藏堆积层之间并无明确界限，部分象牙实际上也混杂在各类埋藏文物之中。

K3、K4和K8的灰烬也并不单纯，包含烧土颗粒以及较多细小文物或大型文物的残片、构件。

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图源：央视新闻

祭祀区研究成果丰硕，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在文物保护、清理与修复工作上，考古人员利用显微CT、扫描电镜能谱、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对部分典型青铜器、玉器基体、锈蚀产物结构和成分、铸造工艺做了初步分析。

这些研究为文物保护修复措施提供依据，为文物信息和价值阐释提供科学支撑。

据介绍，整理阶段，经过精细、规范化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使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及金面具、金面罩等一批重量级”器物实现站立”并面向公众展出。

目前已经清理青铜器77件，玉石器120件，金器44件，象牙678根（段），象牙雕刻残件46件。

例如，发现四号坑灰烬层残存纺织物及丝线痕迹，采用酶联免疫技术发现四号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

同时，初步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包含物类型，运用显微观察、高光谱和微纳CT分析，初步判断四号坑灰烬层没有明显分层；四号坑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其中竹亚科占90%以上，该结果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六座坑提取碳十四测年样品近200个，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明确几座坑的埋藏年代大概率落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为研究几座坑的年代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从氨基酸残留含量和微生物活跃程度看，各坑内有机物质存在严重降解，但仍能检测到丰富的有机物质。

其中，脂肪酸分析说明祭祀坑存在明显指向动物脂肪的有机物证据。

蛋白质组学检测到黄牛、野猪蛋白质成分，结合商周时期祭祀特点，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图源：央视新闻

发现了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

本次发掘发现了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

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据了解，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

三号坑、八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三号坑、四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三号坑、七号坑、八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据介绍，此次发掘创新了考古和保护工作机制。

现场搭建了现代化考古发掘大棚、恒温恒湿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等。

整个发掘工作实现了跨领域联合、多学科融合。

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多个相关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