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深入的口述访谈，生动记录了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立下卓越功勋的老科技工作者的辉煌过往与杰出贡献。

书中展现了计算机领域的“黄埔军校”计算机培训班的珍贵细节，还原了计算所与哈工大、哈军工等单位“全国一盘棋”的无私协作，这既是技术发展的见证，更揭示了计算机文明的核心经验：复杂的计算系统依赖团队合作与知识共享，并由后人接力改进。

先行者的启示

李国杰

为庆祝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建70周年，中国计算机学会准备出版一本中国计算机事业先行者的回忆录文集，取名《难以计算的贡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2019年2月，中国计算机学会启动了老专家访谈项目，通过文字、音频或视频等多种形式，留存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人生感悟，让后辈学者知晓中国计算机事业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

本书从这些采访的专家中，选择了15位20世纪40年代以前出生的老专家（最年长的胡守仁教授今年已经100岁高龄），这些真实的采访记录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诞生和成长过程，弥足珍贵。

胡守仁

我认真地阅读了全书的每一篇文章，发现这十五位先行者，尽管家境不一、专业方向不一，有些人是凭个人的兴趣选择方向，“爱一行干一行”，有些人是服从分配，“干一行爱一行”，但都兢兢业业在同一个领域内播种耕耘，依靠自己和团队的拼搏，开辟了一片天地，不愧为系统结构、军用计算机、测试和图形学、软件理论和工程、数据库、网络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奠基人或开拓者。

这批先行者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进入了计算机领域，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国最早进入计算机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

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北大和清华联合办了三期为期一年的计算机培训班；

1960—1962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与中国科大合作又办了第四期培训班。

刘慎权、苏东庄、罗晓沛、胡道元、石纯一、施伯乐、许卓群、曹东启等，都在前三期计算机领域的“黄埔军校”中接受过培训。

夏培肃先生是第一期到第四期培训班的主要组织者和授课人，她编写了中国第一套计算机原理教材，奠定了学科术语体系。

计算机和计算数学的培训班是分开办的，刚刚归国的钱学森和董铁宝教授为计算数学班上过课。

董铁宝是当时国内唯一真正接触过计算机的学者，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已经有过三四年编程经验，他回国时还带回了一本《快速电子计算机》英文书，这本书就成了培训班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没有计算机专业，这批拓荒者大多是从其他领域转行过来的，但他们的基础知识扎实，转行没有什么困难。

人们常说要做“从零到一”的基础研究，指的是从无到有的原理性发现。

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个人，进入一个从未涉足的新领域也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过程。

这批在中国开辟计算机学科疆土的学者，都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更有执着、坚持、攻坚克难的决心。

如果说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已经是一座辉煌的大厦，那么他们就是破土奠基的功臣。

读到他们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一开始研制曙光计算机和龙芯CPU的年轻人，不也是从来没有造过计算机和芯片吗？从不懂开始做科研和开发，可能是科研探索的必经之路。

读这本书，我感受到的是单位之间的真诚合作，大家心里想的都是国家的利益。

1956年华罗庚先生提出“先集中、后分散”的发展方针，得到中央的批准。

这一方针的实际效果在这本回忆录中有充分体现。

全国各地支援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计算所也实心实意地帮助了全国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所。

苏东庄提到：“我在训练班期间，计算所曾派我回哈工大，调了几十人到计算所。

后来这些人都成了计算所骨干。

”胡守仁提到：“计算所对我们开放且无私援助，将我们作为他们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留下，专门安排了实验室，提供实验器材和设备，还允许我们借阅各种资料、参加学术活动，连吃住行都一并管了……我们能够研制出军用电子管计算机，计算所的帮助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柳克俊也提到：“1958年5月，慈云桂带领一批人远赴北京寻求支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专门为哈军工在计算所安排了一个专用实验室，以促进我们的研究与交流。

最终的磁芯存储器便是在计算所的协助下研制成功的。

”现在各个单位的科研力量大大增强了，但是各自为战、争项目和奖励的“内耗”也增加了不少——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一盘棋的协作精神应当继续发扬。

这本书记录的学者几乎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在做科研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教学和培养人才。

本书的受访者很多出自北大、清华、交大、国防科大等名校，在本科学习期间听过名师的讲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当上老师以后，又把知识传播给下一辈。

目前计算机学术界和企业界不少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他们的学生，如李伯虎、梅宏、方滨兴、陆奇、章文嵩等。

施伯乐还提到他与学生聚会的趣事：“我去过美国五六次，每次去美国，很多学生都会来，有五六十人。

他们都开车来，来了五六十辆车。

美国警察以为我们要闹事，赶紧过来询问。

”

刘慎权

读者喜欢读回忆录风格的文章，是因为没有板着面孔讲大道理，而是能读到许多亲身经历的小故事，这些动人的故事别人编不出来，只有当事人知道。

本书提及的几个小故事令人难忘。

例如，施伯乐教授回忆：“我在北大读书时还听过钱学森的课，他的水平很高……有一天他上课迟到了，他说他夫人病了，他替夫人上了一节音乐课，上完课就赶过来了。

搞研究的人还能去音乐学院上课，真了不起。

”许卓群教授回忆他1953年考进北大：“中午用餐时，饭厅会播放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等西方著名古典作曲家的音乐……学校的大饭厅也成了我们接受古典音乐熏陶的场所。

”两段与音乐有关的趣事给人留下了丰富的联想和深刻的感概。

苏东庄教授提到：“华罗庚也给我们上课。

有一次上课，他让我们把圆周率3.1416用浮点数表示出来。

这并不容易，3.1416是十进制数，要先转化为二进制，再转化为浮点数表示，我当时成功做出来了。

”魏道政和施伯乐老师讲到华罗庚时，都说到他对人要求很严格，如果有人犯错他还会骂人。

读到这些回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大科学家。

高庆狮先生1980年评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是我国计算机界最早评上学部委员的两位前辈科学家之一（另一位是国防科大的慈云桂教授）。

2006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回顾了中国计算机事业50年的发展历程。

文章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半个世纪电子数字计算机事业的领路人，是在两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华罗庚和钱三强关注下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50年前，是10多名从相邻领域转过来的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带头人，和五六十名受过专业教育的20多岁的青年骨干，还有数十名当时尚未出世的后起之秀。

”本书记录的15位先行者，就属于高庆狮讲的这个群体中的“20多岁的青年骨干”。

计算机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产物，不是靠天才单打独斗发明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高度依赖团队分工、接口约定、知识共享、标准化和后续扩散。

换句话说，计算机文明的核心经验，不是某个天才想出了什么，而是如何通过合作将复杂的计算系统做出来，并不断被后人接力改进。

计算机领域的权威很重要，其作用是提出方向、建立标准、培养共同体，降低学科协调成本。

中国早期计算机发展史更像是“国家能力建设史”，评价标准首先是“能不能服务于国家需求”，而不是“能不能定义全球学术范式”。

由于国际交流长期受限，不容易产生“改变整个世界叙事”的学派型宗师。

这不是中国人不行，而是历史结构、时代背景、发展阶段共同造成的。

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未来一二十年很可能出现世界级领军人物。

近几年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大模型也能发现新知识，甚至形成以智能体为主的“社区”，迫使我们思考人类社会和“智能体社会”有什么不同。

人类社会不仅有记忆，而且有把记忆转化为规范、制度与责任链条的能力；

但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形式系统，不会自发地把历史记忆转化为约束自己的规范，没有成熟的文明级自我约束结构。

一个只会优化未来，却不能被历史约束的系统，往往最危险，因此必须接受外在的人类监督。

所谓“人在回路中”，就是把人类文明的“历史—制度—责任”结构放在人工智能系统回路中。

历史的真正作用，不只是帮助社会“知道过去”，更是帮助社会“限制未来”。

历史不是所有过去事实的堆积，而是被组织、解释、选择的过去。

它回答的是：什么过去值得记，为什么值得记，哪些事件构成转折点，哪些代价不能被遗忘。

所以可以说：记忆是存储过去，历史是组织过去，制度是执行历史，这三者连起来，才构成人类文明的稳定器。

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发行历史回忆录具有延续人类文明的重大作用，不能等闲视之。

（本文为本书序言）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80岁以上、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默默奉献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通过深入的口述访谈与实物采集，真实记录了他们在学术成长与科研攻关中的关键经历与卓越贡献。

这些珍贵的一手记忆，不仅承载了那段艰苦而辉煌的创业历程，更凝结了前辈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

作为鲜活的历史见证，本书是对中国计算机发展史的重要补白，旨在激励后来者铭记历史、继承传统，在新时代继续砥砺前行。

编者简介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成立于1962年，是中国计算机及相关领域的学术团体，宗旨是为本领域专业人士的学术和职业发展提供服务；

推动学术进步和技术成果的应用；

进行学术评价，引领学术方向；

促进技术和产业应用一线的交流和互动；

对在学术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个人、企业和单位给予认可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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