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量子力学需要黑格尔|科学-百探网

引言：唯物主义与量子批判

《平面国:及正方形的多维世界历险记》(Flatland: 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该书是埃德温·艾勃特（Edwin Abbott）在1884年出版的讽刺中篇小说，借助一个虚构的二维世界“平面国”（Flatland），对维多利亚时代文化中的等级秩序进行了评论。

作为叙述者的“正方形”（Square）带着读者去穿过二维生活所伴随着的各种后果；

它梦见自己造访了“线国”（Lineland）——一个一维世界，那里居住着由线构成的居民。

然后，一个“球体”（Sphere）前来拜访他，但它无法把这个三维物体看作别的东西，而只能把它看作一个圆（circle）——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圆盘。

在“正方形”（Square）的思维能够向新的维度敞开之后，它试图说服“球体”：从理论上说，第四维度以及更高空间维度的存在是可能的。

随后，“正方形”（Square）又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球体”把他介绍给一个零维空间“点国”（Pointland）。

在点国中，那个“点”——它既是唯一的居民，又是君主，同时也是整个宇宙本身——把任何传向它的交流都理解为起源于自身心灵内部的思想……

小说发表后一度几乎被人遗忘；

直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使“四维空间”¹ 这一概念重新受到关注，它才再次被人重新发现。

而量子力学的近期发展趋势中——尤其是“全息原理”（holographic principle）——使《平面国》显得更具预言性，同时也颠倒了整个视角。

如果我们感官所能接触到的三维现实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全息图像——也就是说，一种由不可想象地遥远的二维边界所生成的现实影像，那么问题就不再是去解释在我们的标准现实之外还存在着额外维度；

相反，问题变成了要去把握如下内容：

“关于四维反德西特宇宙（anti-de-Sitter universe）中的弦（strings）与引力（gravity），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都可以被编码在三维空间边界的粒子与场的量子相互作用之中。

这个表层世界将会作为某种全息图像而发挥作用，这也几乎就好像是说：“只要细致入微地分析一个橙子的表皮，你就能够了解其内部的一切。

”²

最新的发展甚至进一步把我们推向了“点国”：“时空中一个点的完整概念，其实就是指：整个宇宙从那个点被观看时的表象。

”³

我们如何用唯物主义的术语来说明这些悖论？列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正是为了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回应那些蒙昧主义哲学家的企图：他们试图将新的科学发现扭曲成对唯灵论（spiritualist）的论证——这些发现似乎借此削弱了唯物主义，或者至少具有削弱唯物主义的风险 ⁴。

而如今，在一个多世纪以后我们正看到类似的企图：有人试图给量子物理学赋予一种唯灵论的叙事。

比如，处于量子纠缠态的粒子（entangled particles）能够以超越光速的方式相互影响这一事实，被当作证明物质现实之外存在一个即时交流的精神领域；

波函数（wave function）通过观察而坍缩为现实这一事实，则被当作观察创造现实的证明……难怪许多播客声称，量子力学证明了物质现实只是一个拟像（simulacrum），证明了一切存在的本质只是精神，等等⁵。

这类观点最近大量出现，其背景是：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支配传统教学的那一套量子力学正统解释，即所谓“哥本哈根解释”（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

而在这种共识性原则缺席之后，关于量子现象的本体论地位的问题便爆炸性地涌现出来了。

本书完全认可量子力学的成果，但同时也追随列宁的洞见：每当出现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本身都应当被激进地重新思考。

但这并不是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一部完美的著作，或者是一种需要教条式遵循的典范。

对于如卡洛·罗威利（Carlo Rovelli）那样的批评，我并无异议；

在《赫尔戈兰》（Helgoland）一书中，他专门用了整整一章为波格丹诺夫辩护，以反驳列宁对他的尖锐批判⁶。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内容上是一部非常初级且教条主义式的著作，他对于“物质”的观点既过于宽泛（如果“物质”被界定为独立于主体感觉而存在于世界中的对象，那么显然柏拉图也会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又过于狭隘（仿佛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就在于：“物质”是某种在空间与时间中运动的微观基本粒子）。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根本失败就在于：列宁完全错失了先验维度，将其还原成贝克莱那种前先验的唯我论经验主义（现实仅仅存在于我的心灵之中）⁷。

因此我的目标是以一种激进改造的方式重复列宁的理论姿态，把它推进到一种“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的层次——一种处于空间与时间边界之外的现实层次。

黑格尔关于“和解”的公式（reconciliation）——主体应当在其“他者”之中认出自身——引出了三种解读：主观唯心主义式的解读（我把现实认作我自己的产物）；

庸俗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式解读（我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客观现实中的一个微小部分，是地球生命演化的结果）；

以及真正辩证唯物主义式的解读（我在“大他者”（the Other）的匮乏之中、在“大他者”失败之处、在“大他者”之中的不可能性之点上，认出我自己以及我的位置）。

在第三种解读中，异化并没有被扬弃，它只是被加倍了：我对“大他者”的异化，同时也是“大他者”与其自身的异化。

在罗纳德·里根一个著名的笑话中，他提出要通过如下场景来反驳无神论：他将邀请一群杰出的无神论者参加一场由最优秀厨师烹制的精致晚宴，而在晚宴结束之后，他只会问他们一句：“你们相信有一位厨师创造了这顿饭吗？”而按照一个显而易见的类比，我们宇宙中那些更加完美得多的事物，也证明必然存在一位至高的“厨师”——创造者……这个笑话中的逻辑断裂（non sequitur）是相当明显的⁸，而我认为下面这个关于信仰上帝的笑话要好得多。

一个无神论者休息一天，于是他决定驾驶自己的新船去尼斯湖钓鱼。

天气非常美好，阳光灿烂，湖面平静，而且不停有鱼上钩。

但突然，他的小船遭到了尼斯湖水怪的袭击！那头怪物轻轻一掀，便把他和他的小船一起高高抛向空中……接着，怪物张开大口，准备把这个人和他的小船整个吞下去！当那个人在空中翻滚着飞出去时，他大喊道：“哦，上帝！救救我吧！”瞬间，凶猛的攻击停止了，整个场景凝固了，而当那个无神论者悬停在半空中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天空降下：“我还以为你不相信我呢！”“哎呀，不要这样，上帝！饶了我吧！”那个人哀求道。

“就在一分钟之前，我也不相信尼斯湖水怪啊！”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种对于信徒与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之间差异的正确表述：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接受尼斯湖的恐怖，他知道现实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而且在那里还有极惊骇之物正在等待着我们，但他并不会逃入上帝之中寻求庇护。

而这同样也是普通还原论唯物主义者（reductionist materialist）与真正唯物主义者之间的差异。

当那些被认为“不可能”的恐怖发生时，一个还原论唯物主义者会试图把它们解释成由我们日常现实过程中所生成的幻象，而真正的唯物主义（如量子力学中的唯物主义）则接受现实本身的荒谬（如那些反直觉的量子过程）。

这也正是为什么 CNN 最近一篇报道的标题——“无神论牧师正于变化中的世界里开辟一条新道路”——与我在本书中的计划完全一致：正如该文章所说，越来越多“公开的无神论牧师”在美国机构中工作，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信念与照料人类精神的工作之间存在矛盾”；

事实上，这甚至可能是一种优势，其中一位无神论牧师被引述说道：“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不信教科者或任何自称的世俗主义者（unaffiliated）——无论你想怎样称呼自己——其实非常适合从事牧师的工作，因为我们本能地不会把自己的那一套投射到别人身上。

这暗示着：“即便人们正在远离宗教，对于精神性与归属感的渴望依然长存”：

“那些长期以来一直由信仰加以回答的根本问题——“我们为何身处于此”“何谓有意义的生活”——对于非宗教人士而言，同样紧迫且切身相关；

尤其是现在，人类正艰难地面对着存在性威胁以及技术进步，而这些技术进步仍然以尚不清晰的方式重塑我们的世界。

⁹”

量子力学经常（从惠勒、彭罗斯直到蔡林格）被以一种反唯物主义的方式加以解释（“随着量子波与量子纠缠的出现，物质消失了……”）；

而我在这里的目标则是一个非常老派的目标：遵循阿尔都塞那句“哲学在科学之中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公式，并将其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对抗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idealism）之间的对立，我的努力就是在一个世纪之后重新重复列宁的姿态，对于量子力学的最新发展，抵抗一切企图为其赋予唯灵论转向（。

前文要改吗）的尝试——借用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天皇》中的著名台词来说：我已将他们全部记录在案，一个都不会漏掉！

下面这段阿尔都塞的文章片段，今天读来已明显带有了另一时代的气息：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中代表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最终现实），哲学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再只是‘解释世界’；

它成为一种用以‘改变世界’的武器：革命。

¹⁰”

首先注意到的是，它明显指向了拉康关于能指的公式——一个能指总是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哲学作为一个能指为理论（科学）表征着阶级斗争（历史的真正主体）。

但是哲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阿伦·舒斯特（Aaron Schuster）揭示了两者之间一个出人意料的相似性：它们都处理“平凡性”（trivialities）问题。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把哲学称作“平凡性的科学”（die Wissenschaft von der Trivialitäten）¹¹：恰恰在“不言之明”之物后面隐藏着最困难的问题；

事实上，情况甚于如此，以至于哲学可以悖谬地（paradoxically，还有一处翻译翻译成了悖论）——但并非不无深意地——被称作‘平凡性的科学’。

”¹¹这种“平凡性”的技术性名称就是“先验”：当面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关键观念时（我们如何经验时间的流逝、物体在空间的运动、与在世存在相遇（living being）……），与科学相反，哲学并不会周密调查（probe）时间或生命本身的结构。

它停留在我们经验的表层，而只是发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经验时间？我们又如何把实体表征为在世存在？这里关注的并不是“真实的现实”（true reality），而是那些构造着我们如何进入现实、隐含着的预设体系。

（如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生命体（a living being）乃是一种无需外部推动而能够自行运动的对象。

）同样地，现代科学也通过一套先验预设来进入现实：“客观现实”乃是由对象构成的物质网络，而其相互作用则由力学定律决定。

这里并没有忽视科学发现；

问题毋宁在于，它们是否以及如何改变我们进入现实的基本方式。

那么精神分析又是在何处介入的呢？它同样处理（我们所经验为的）“平凡性”，但其方式却完全不同：

“那些最无意义的现象——那些显得滑稽、荒谬、缺乏含义的东西——能够，而且应当，被作为研究对象。

……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这意味着梦、口误、混乱行为以及神经症症状——即精神生活中的裂隙与扭曲。

¹²”

弗洛伊德本人把这些现象称作“平凡性”现象，而它们的精神分析解释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解释——精神分析解释始终停留在意义领域之内，也就是说，停留在象征性语言的领域之中。

然而，这个领域被给予了一种另外的转向：它包含着创伤、那些逃避意义的创伤性切口，而这种创伤与言说的链环决定了真理的概念：真理并不是对于客观事实的报告，而是一个介入主体实在界（Real）的能指，它改变了主体与创伤链接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戴维·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在《无尽的玩笑》中所写的是正确的：“真理将使你获得自由；

但那要等到它搞定了你之后。

”在此，弗洛伊德意外地与列宁汇合了，而阿贡·哈姆扎（Agon Hamza）对此作出了极为精彩的说明：

当列宁说人们应当知道“真理”，他所关心的并不是经验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对“时机”（短暂的唯一性temporal uniqueness）的把握和命名。

对于列宁而言，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观察活动或纯粹的思维活动，它同时也是对历史—政治情势的一种介入。

一种理论陈述，就像一种政治命题（即便它采取口号的形式），并不是从一种距离中出现的——宣告它的主体位置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安全距离之中。

完全相反，它乃是从一种战斗性的立场出发而完成的，这种立场完全卷入了其所观察的对象之中，甚至于它本身就是该对象的一部分。

换言之，列宁不仅从无产阶级的位置发言，而且也从已经卷入其中的政治进程／革命的现实性中发言。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绝不是再现现实的中立场域，正如口号所揭示的，这是一个斗争的场域。

语言的政治和政治的语言能帮助我们进一步阐述关于真理及其对立面（虚假与非真理 untruth and non-truth）的问题。

直接的事实真理通过真实陈述——即客观中立的知识——呈现时，恰恰错失了主体性真理。

由于主体性真理是卷入性的、包含于其对象之中的，因此它不可能采取那种在安全距离之外进行陈述的真知识（true knowledge）形式，只能通过事实层面的“虚假”来践行——那些扭曲客观现实、镌刻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性介入的陈述。

换言之，主体性真理只能被间接地表述出来，并且直接以说出真理之失败的形式¹³。

让－保罗·萨特曾围绕赫鲁晓夫于 1956 年苏共20大上所作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以一种完美的方式表述了这一悖论：“当权力机构发现说出真相是有用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谎言了。

这个真相一旦从官方口中说出，便立刻变成了一种得到事实证实的谎言。

”¹⁴ 下面是一个以“虚假”（untruth）形式出现的主体性卷入真理的近期例子。

在我的小册子《大流行》的第四章中¹⁵，我借助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提出，新冠病毒正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施加某种“五雷穿心掌”式的作用，而我们正生活在那掌击爆发与受害者（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死亡之间的短暂间隙内。

我的观点是，这类反乌托邦式的灾难事件能够带来某种普遍团结——我们需要一场灾难来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事实层面上，我的主张显然不成立，新冠疫情非但没有削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甚至强化了它——扩大了贫富差距，我们社会中（残存的）民主进一步萎缩......。

然而，这种事实层面的“非真理”仍然以哈姆扎意义上的“虚假”发挥作用：它并不是一种中立客观的描述，而是一种完全卷入的主体性真理，它使我们能够辨认出某些极保守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中所包含的进步因素（如对市场机制的直接社会干预、诉诸于试行公民基本收入以及强制性的全球合作等）。

由此，事实层面的资本主义的强化，被解读为系统对疫情威胁的一种应激反应。

因此，并不只是我们从现实逃向虚构——现实本身也可能成为逃离虚构的一种方式，使我们错过了危机所敞开的种种新的可能性。

本书遵循“普遍-特殊-个别”（UPS）的辩证逻辑：从普遍（Universal）出发，经由特殊（Particular）最终抵达个别（Singular）。

开篇探讨辩证唯物主义，挖掘量子力学的哲学启示来作为辩证唯物主义新形式的基础。

随后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概念对峙。

最后我们以政治行动的个别性结束，揭示通过量子透镜（quantum lenses）阅读黑格尔所具有的政治意涵。

因而本书隐含的三段论在于：我们只有借助量子宇宙的中介，才能从海德格尔重新回到黑格尔。

除了主体部分的三元结构——即围绕核心论点分开的若干章节，我还写了九篇补充性文章，或者说九个“变奏”，你可以在本书结尾处找到它们。

如同围绕一个音乐主题展开的变奏一样，这些文章重新组合、展开并丰富了核心论证的层次。

它们既可以穿插在各个主章节之中阅读，也可以在最后一起阅读。

1 Flatland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atland, last accessed 10 July 2025). I owe this reference to Flatlands to Tim Salecl.

2 See Thomas Hertog, On the Origin of Time, London: Penguin 2023, p. 225.

3 J. Barbour (1982), “Relational concepts of space and time”, Brit. J. Phil. Sci. 33, p. 265.

4 Available online at marxists.org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8/mec/, last accessed 10 July 2025).

5 See, among numerous podcasts:

Physicists Proved The Universe Isn’t Re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SAhl7BVtE, last accessed 10 July 2025);

Quantum Theory PROVES You Never Die | Unveil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8onGajtyZw, last accessed 10 July 2025);

Quantum Realities: How Your Mind Alters the Univer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0HRZW-ZzWs, last accessed 10 July 2025);

God is Spirit: Quantum Physics and Go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6W9JHWRA, last accessed 10 July 2025);

Quantum Physics Debunks Materialis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C5pq7W5yRM, last accessed 10 July 2025).

Plus, of course, Jung is never far from such speculations—see The Hidden Message in Synchronicities | 5 Different Types of Synchronic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KTyQNaRvw, last accessed 10 July 2025).

6 See Carlo Rovelli, Helgoland, London: Penguin 2022, pp. 103–15. Needless to add that I am generally very sympathetic to Rovelli’s political stance—to add a joke (an obvious misreading), here is a sentence from Rovelli’s The Order of Time about how “a duration can be associated only with the movement of something, with a given trajectory”:

“Proper time depends not only on where you are and your degree of proximity to masses; it depends also on the speed at which you move.”

I am tempted to read this sentence as a Leninist advice on political intervention: the proper time to intervene politically depends not only on where you are socially, on your proximity to the masses (working classes); it depends also on the “speed” of your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n how it is able to move faster than the inert social body.

毋庸赘言，我大体上非常认同罗韦利的政治立场 —— 开个玩笑（一种明显的误读），下面这句话出自罗韦利《时间的秩序》，内容是关于 “时长只能与某物的运动、与某条给定的轨迹相关联”：

“固有时不仅取决于所处位置以及与物质的距离，还取决于自身的运动速度。

”

我不禁会将这句话解读为列宁主义关于政治介入的见解：开展政治行动的合适时机，不仅取决于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与群众（工人阶级）的亲近程度，还取决于政治组织的行动效率，取决于其能否比停滞僵化的社会整体更快地推进步伐。

7 Some philosophical readings of quantum mechanics fall into a similar trap, equating the role of observation with the Kantian transcendental constitution.

8 The obvious alternative to it is: I take an atheist to the main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orture houses, and then ask him: “Do you believe there is a divine monster who created these places?”

9 Harmeet Kaur, “Atheist chaplains are forging a new path in a changing world”, CNN.com (https://www.cnn.com/2024/11/07/us/atheist-chaplains-humanist-cec, last accessed 10 July 2025).

10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as a Revolutionary Weapon”, first published 1968, accessed via marxists.org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althusser/1968/philosophy-as-weapon.htm, last accessed 10 July 2025).

11 Edmund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II,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76.

12 Aaron Schuster, How to Research Like a Dog, Cambridge: MIT Press 2014, p. 112.

13 Agon Hamza, “Untruth and Directnes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4 Quoted in Ian H. Birchall, Sartre Against Stalinism,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p. 166.

15 Slavoj Žižek, Pandemic, New York: OR Books 2020.

为什么黑格尔主义者需要量子力学

波函数坍缩的确切地位可以说是量子力学的核心问题——按照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观点，这种坍缩外在于真正意义上的量子空间（量子波）这一事实，证明了量子力学乃是一种不完整甚至错误的理论。

对于坍缩的解释似乎在两个极点之间振荡：数量与观察。

对某些人而言，当卷入量子波中的粒子集合达到某种数量层级的耦合度时，坍缩便自动发生，这也正是为什么叠加态被限制在最基本的亚粒子（subparticles）层面；

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坍缩则发生于量子过程被观察之时（这里关于“观察”的含义存在不同解释：从机械记录，经由有意识的观察者，一直到公共语言中的表述）。

我们能否把这两个极点联系起来，并主张我们现实中的宏观过程只有在被观察时才存在呢？可以确定的是，观察发挥作用的时刻，乃是量子过程的效应在我们的日常现实之中被测量的时刻；

换言之，它乃是两个位面（量子波与我们的日常现实）之间发生连接的瞬间。

或许我们在这里可以冒险作一个与象征界的类比（尽管认为坍缩仅仅发生于当它被结构进我们语言之中时的观点，似乎是最不可能的）。

设想这样一群人：他们知道关于其中某一个人（或者所有人）的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并且也知道其他所有人都知道此事——当其中某个人打破沉默，使原本作为公开秘密的东西真正公开化（成为公开谈论的话题）时，整个情势便会根本性改变，尽管没有任何人获得新的信息。

那么，究竟是谁获得了新的东西呢？答案是拉康的“大他者”，亦即意义的公共空间。

魔术师知道如何操纵大他者的这一维度。

在 1983 年的一次电视直播演出中，著名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在数十位身处观景平台现场观看的人以及数百万居家观看电视的观众面前，让自由女神像消失了。

在当时，没有人能够解释他究竟是如何让这座高 310 英尺、重 225 吨的铜像消失的。

然而如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于装置本身。

科波菲尔在自由女神像前升起一块幕布，而当幕布落下时，自由女神已然消失。

然而实际上，她只是被遮挡在支撑幕布的一座塔架之后。

大卫移动了观众所在的平台，并借助巨大的音乐声使观众无法察觉或感受到这一位移。

这一移动改变了他们的视角，于是雕像便落到了塔架之后。

这个魔术包含着一个重要教训：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个似乎奇迹般发生变化（消失）的对象时，我们便被迷惑了；

换言之，当我们忘记把我们自身主体位置可能发生的位移纳入观察之中，我们便陷入了迷惑。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黑格尔主义哲学家，我会如此地着迷于量子力学，尽管这两者像是处在一种奇特的同床异梦关系中——仅仅从名词本身来看，它们似乎就彼此不相容：“辩证法”对“力学”……然而，我们在量子物理学中发现了一种通常被视为象征宇宙所独有的特征，即一种自我反思性的运动：它把观察者自身的主体性位置纳入了被观察现象的链环之中。

回忆一下黑格尔著名的无限判断“精神是一块骨头”——它是如何运作的呢？它并不是去（从一个观察者的能安全观察距离出发）论证精神不能被还原为骨头，而是首先认可“精神是一块骨头”这一命题。

我们对这一命题的反应是震惊的：我们把这一主张经验为赤裸裸的荒谬，经验为一种激进的自我关联否定性（self-related negativity）……然而，恰恰只有通过经验这一命题的荒谬／否定性，我们才能抵达精神，因为“精神”正是这样一种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它把我包纳于我的主体性姿态中。

²而对于基督教来说，情形也完全一样：“精神是一块骨头”的基督教版本就是“上帝是基督，是这个悲惨而普通的凡人个体。

”这一命题本身的荒谬性（全能的上帝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有限而普通的人？）使我们经验到一种绝对裂隙，经验到现实肌理中的一道裂缝，而这一裂缝本身正是无神论的基础。

如果我们是舒适地（comfortably）宣称“没有上帝，外面只有现实”，并以此直接断言无神论，那么我们就是从一个外部观察者所属的舒适位置来说出这句话的，而真正的无神论恰恰应当瓦解的就是这一位置——这一舒适性（this comfort）。

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并不是拥有某种知识，而是去采取一种存在论立场。

但是这一切与量子力学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抵达实在界的唯一方式，都是要把观察者纳入到一个情景内。

然而，量子的观念本身（物理量的取值只能取离散值，不再是连续的）对于黑格尔而言难道不是陌生的吗？毕竟黑格尔仍然处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无限可分性的观念（infinite divisibility）之内。

那么，将黑格尔辩证法与量子力学放在一起思考是否可能？它们共享着什么特征？阿兰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在论述戏剧时提供了这一问题的关键：

我们从“重复”开始，因为排练被称作“重复”。

而我们最终抵达的是 la première，即“第一次”（首演或首场演出）。

重复并不是重复某个最初发生之物，相反，它通向"最初”的发生”。

我们是否能以类似的方式说，量子力学中的波函数叠加态（一个粒子从 A 点到达 B 点时所采取的所有可能的轨迹）就像戏剧中的排练：它们为在其坍缩中发生的首演准备好了基础（背景）？坍缩在先，它通过它的“重复”（叠加变奏）而被构成为了“开端”：叠加态“并不是重复某个最初发生之物，相反，它通向"最初”的发生”。

完全相同的悖论也运作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之中：在黑格尔对《圣经》的阅读里，是堕落（进入罪）回溯性地构成了它从中堕落出来的开端，即善——正如黑格尔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堕落之前的伊甸园不过就是动物王国。

这意味着，对于量子力学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先于坍缩而存在的自由波振荡的幸福领域；

坍缩总是-已然在此……考虑到这一切混乱的纠葛，人们不应对如下事实感到惊讶：把坍缩视为一种现实的物理事件这一观点，正越来越被认为是成问题的：

“最近的实验会动用具备极端灵敏性的粒子物理仪器来检验这样一种观点”：量子可能性坍缩为单一经典现实不仅是数学描述上的便利，而且是一个真实的物理过程——这一观点被称作“物理坍缩”（physical collapse）。

”但这些实验都并未发现至少那些最简单形式的坍缩模型所预测的效应的证据。

难怪那些继续使用坍缩概念的人，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引入一个外部因素来说明波振荡。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彭罗斯和拉约什·迪奥西就分别独立地提出，引力可能是坍缩的原因：“粗略地说，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一个量子对象处于位置叠加态之中，那么每一个位置态（不同时空几何）都会通过它们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而‘感受到’其他位置态。

仿佛正是这种吸引使该对象测量自身，并迫使坍缩发生。

”尽管我对这一主题纯数学方面的内容一无所知，我仍然更愿意坚持认为，坍缩是量子波内在固有的动力学特性。

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就是在量子波自身的领域内部定位出一个盲点，一种将其推向坍缩的张力。

因此，我的假设是：波振荡本身已经是对某种东西的反应了——与弗洛伊德“原初压抑（Ur-Verdraengung）”的概念相平行，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构成了波振荡领域自身的原初坍缩。

因此，我们有两种坍缩：其一是赋予波振荡自身以诞生的原初坍缩，其二是我们的日常现实里波的坍缩：原初坍缩乃是量子波的逻辑预设，它解释了量子波的内在不稳定性，也解释了它们为何在构成上就是失衡的。

（我完全意识到，在这两种情形中，“坍缩”具有彼此相反的含义：原初坍缩引入不稳定性与张力，而现实意义上的坍缩则是一种重新获得稳定性的局部尝试。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种坍缩的二重性，就是抽象的自身关联否定性（self-relating negativity）与规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其结果为一个肯定性实体——的差异。

因此，我反对一切忽略了坍缩在先性的量子力学解读（译者附：齐泽克在这里针对的是拒绝坍缩的“多世界诠释”，但该点与“玻恩定则”——我们观察到某个结果的概率是确定的（例如，电子有30%的概率通过A缝，70%的概率通过B缝）——相冲突，在一个“所有事情都必定发生”的宇宙里，我们谈论“某件事发生的概率”究竟有何意义），反对一切关于坍缩是如何从波振荡的内在发展中自发产生出来的叙事，也反对一切采取相反路径、把量子现实还原为我们日常现实的某种效应或某个方面的尝试（译者附：这是基于前康德实在论的解读，这种解读认为量子客体如同一个未被投掷的骰子，其所有可能状态的叠加（波函数），相当于骰子的六个面，共同构成其客观、不变的“骰子本身之实在性”，测量得到的单一结果，仅仅是让其中一个面“显现”出来，这种解释误将波函数比喻成是一个确定的、已经实现的骰子，而微观粒子在被测量前，其波函数描述的是一种纯粹的 “潜能”，它是未被预先放置在任何地方的“可能性”。

）

本书的基本前提正在于此，而本书关于量子力学的第一部分，不过是围绕“坍缩作为最终事实”这一公理展开的一系列叠加变奏：取代波函数坍缩为我们日常现实的那种“逻辑的”时间性，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弗协调（para-consistent，译者附：一种非经典逻辑，允许系统内存在矛盾（A 与 ¬A 同时成立），但不会因此推出一切命题（拒绝 “爆炸律” ECQ）、存在矛盾但不会导致整个系统失效）的时间性，在这种时间性中，我们日常现实的坍缩回溯性地设定了波函数。

这样一种已坍缩的现实发挥着全息图的作用（一种随后生成三维图像的平面干涉图样）：它是一个表面，多重叠加态仍然镌刻在其之上。

除了坍缩所具有的那种怪异时间性——在其中，结果回溯性地设定其原因——黑格尔辩证法与量子力学还共享着我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特征。

它们都是这样一种范式：只有当观察者的主体现实被纳入情势之中时，实在界才是可抵达的。

在量子力学中，这立即导向了波与粒子之间著名的区分——并且进一步导向那个更具思辨性与悖论性的同一命题：“波是一种粒子。

”

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让我们直接进入量子力学的事情本身（in medias res）。

一个粒子——比如电子——在从 A 点运动到 B 点时会采取所有可能路径，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个粒子发生了弥散，并且与自身发生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与周围其他粒子相互作用。

我们不应忽视这一表述中的黑格尔式“思辨”的回响（这里“思辨”在精确意义上是把多样性还原为自我关联的单一元素）：那些看似彼此外在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显现为同一个元素与其自身的相互作用。

这一方法的最终结果由理查德·费曼在他 1949 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中揭示出来：在那里，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正电子实际上就是沿时间反方向运行的电子。

⁷在费曼所实施的这一交换之中，如果我们接受时间反向运行，那么整个图景就会得到简化，并且一个元素就已足够：

“在经典相对论理论的近似之下，一个电子对（电子 A 与正电子 B）的产生，可以被表征为两条世界线从产生点 1 开始。

随后，正电子的世界线继续延伸，直到它在世界点 2 与另一个电子 C 发生湮灭。

于是，在时间 t1 与 t2 之间存在三条世界线，而在此之前与之后则只有一条。

然而，C、B 与 A 的世界线共同构成了一条连续的线，只不过这条连续线中的“正电子部分”B 是沿着时间反向指向的。

追踪电荷而不是追踪粒子，就相当于把这条连续世界线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不是把它拆分成若干片段。

这就仿佛一架低空飞越道路的轰炸机突然看见了三条道路，而只有当其中两条重新汇合并再次消失时，它才意识到，自己只是飞越了一条单一道路上的一个回形弯而已。

”

当然，我并没有资格判断这一思路在科学上的有效性——我所要说的只是：从我的黑格尔主义立场来看，它运作得极其完美。

我尤其欣赏其中的一点：某种看似是现实中另一种肯定性元素的东西（正电子），仅仅因为其处于不同的时间线，而显现为某种与其对立面（电子）相区别的东西。

这难道不也正是一种拒绝善恶二元论的恰当方式吗？当善的上帝自身抵达 B 点时，他沿时间返回 A 点并变成恶（即《旧约》中那个充满愤怒与狂怒的上帝）；

然而随后他再次转向，并重新向善（向爱）上升——在基督教中，这一过程发生在他于基督之中作为人而重生的瞬间。

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看到，黑格尔思想如何能够对量子理论作出关键性的贡献，并为其补充一个此前一直缺失的维度。

当大多数哲学家提到量子力学时，他们要么关注它对我们的常识所造成的悖论，要么把它的哲学意义还原为这样一个事实：现实并非完全决定论的，而是包含着某种不可还原的偶然性维度。

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路径表明，在量子领域中所发生的，远远不只是偶然性。

通向这一“更多”的最直接路径，就是延迟量子擦除实验，它意味着似乎对过去施加了未来的影响。

这一实验最早由约翰·惠勒设想出来——这位堪称“诗人式物理学”典范的物理学家；

它是量子擦除实验的一种变体，而量子擦除实验本身又是经典双缝实验的一种变体。

量子擦除实验——

涉及一个由两个核心模块组成的实验装置。

在纠缠光子产生之后，它们各自被引导进入实验装置的不同光路中。

任何旨在获知实验装置双缝部分中闲置光子路径信息的操作，都会影响其纠缠伙伴 ——第二个光子：信号光子；

反之亦然。

操纵实验装置双缝部分中的那些纠缠闲置光子，其优势在于：实验者能够在不改变双缝部分任何光学装置的情况下，消除或恢复其中的干涉图样。

实验者是通过操纵闲置光子来做到这一点的，而且无论是在其伙伴信号光子穿过狭缝以及位于光子发射器与探测屏之间的其他实验装置之前，还是之后，他们都能够这样做（译者附：既可以在信号光子穿过双缝并完成其在干涉光路中全部传播过程之前进行，也可以在信号光子已经被探测器记录之后进行）。

在实验的双缝部分被设置成阻止干涉现象出现的条件下（因为存在确定的“路径识别”信息），量子擦除器可以被用来有效地擦除这些信息（译者附：量子擦除器（quantum eraser）能够通过不可逆地擦除这些路径标记信息，实现干涉现象的恢复）。

通过这样做，实验者在不改变实验装置双缝部分的情况下恢复了干涉现象。

⁸

惠勒的变体涉及这样一种情形：在电子已经穿过双缝挡板（barrier）之后，实验者才决定究竟是让两条狭缝都保持开启，还是关闭其中一条——而结果却是一样的：

作为惠勒延迟选择实验的一个变体——延迟选择量子擦除实验（delayed-choice quantum eraser）允许（实验者）将 "对哪条路径信息（which-path information）进行测量还是擦除" 的决定，延迟到纠缠粒子对中穿过狭缝的那个粒子（信号光子）已经发生或没有发生自我干涉之后才作出。

在延迟选择实验中，量子效应能够模拟未来行动对过去事件的影响。

然而，测量行为的时间顺序实际上对（最终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⁹

（不过，在这里我们仍然应当保持精确：这种擦除并不会改变过去，它所改变的是当下关于过去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量子效应仅仅“模拟了未来行动对于过去事件的影响”。

）

简单地说，电子似乎预先知道物理学家将会选择以何种方式观察它。

（这一实验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完成，并证实了惠勒的预测。

）即便在一次坍缩按理说已经发生之后，这一坍缩仍然能够被回溯性地撤销，从而使干涉图样得以恢复。

这仿佛意味着，粒子能够以某种方式“忘却”自己曾被观察过这一事实，仿佛它们的过去能够被直接擦除。

即使在光子已经击中了探测器，干涉图样仍然可以通过选择是否获取该光子路径的信息来加以控制。

只有当这种次级不确定性被消除时，干涉条纹才会显现出来。

在这里，我们比那种回溯性地确立必然性的波函数坍缩的更进一步：去量子化的秩序本身被回溯性地抹除了，而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波叠加态（quantum waves）。

这意味着，即便是波叠加态的坍缩——它可以说构成了“之前”与“之后”之间时间性切断的基本形式——也能够被撤销（重新测量）。

（译者附：齐泽克似乎弄混了幺正演化和波函数坍缩的区别[量子物理学意义上]，在量子力学的标准框架中，波函数坍缩是测量过程的不可逆结果——量子信息无法再被完整保留在系统内部，而是不可逆地泄漏到了外部环境中，波叠加态改变的是测量方式，一旦确定测量坍缩结果就是确认的）现实必须具有怎样的结构，才能使这种悖论成为可能呢？

为了说明一个物理系统的现状，通常的科学方法需要两个要素：初始条件（边界条件）以及决定初始条件如何演化成当前状态的动力学定律。

依循约翰·惠勒等人的思路，托马斯·赫托格（Tomas Hertog）增加了第三个要素：观察者性（observership）。

这是他用来描述观察者介入的一种方式。

在这里，观察者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是通过提出问题，把注意力集中于被观察状态的某些部分，以这种方式调节、引导一个系统的演化——即便这种演化已经发生在过去：

这一三联画式图景唤起了这样一种观念：这个宏大的问题〔宇宙起源的问题〕回溯性地将那些具有当前可观测性质的的少数宇宙学历史分支带入存在。

量子宇宙学中的观察者性（observership）……乃是这样一种持续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物理现实——以及物理理论——得以形成。

(188-9)

在这种三元结构的方法——初始条件、决定初始条件演化的定律，以及观察者性（observership）——之中，内嵌着这样一种“反直觉的观念：……历史在其最深层次上乃是从未来往回涌现的”：

仿佛一股持续不断的量子观测行为流，回溯性地镌刻出了大爆炸的结果——从那些膨胀为宏观尺度的维度数量，到由此产生的各种基本力以及粒子种类。

(189)

这种向后的运动（在其中，最近发生的“坍缩”回溯性地改变／重新结构过去）必须由一种同样悖论性的向前时间运动加以补充；

量子过程中的时间性乃是双重的。

如果我们进行如今已成为常识一部分的“双缝实验”，同样会得出这一结论：穿过两条狭窄平行狭缝的波，会在双缝后方的屏幕上形成干涉图样。

但是，如果你向双缝发射一个单独的光子，又会发生什么呢？尽管每次只发射一个光子，它仍然会形成干涉图样。

这仿佛意味着，光子同时穿过了两条狭缝：即便光子是一个接一个地发射的，以至于第二个光子发射时第一个光子早已击中屏幕，这仍然意味着“每一个单独的粒子都感知到了两条狭缝。

”（89）（或许拉康的所谓“实在界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the Real）在这里更为恰当：仿佛每一个粒子都知道关于两条狭缝及其被观察这一整体情势的一切。

）因此，我们应当把

每一个单独的光子视为一个传播中的波函数：它在狭缝处发生分解，在另一侧弥散，并与自身重叠，从而形成一个由高概率与低概率区域构成的图样。

(192)

然而，如果你在每一条狭缝前设置探测器，以确定光子究竟穿过了哪一条狭缝，那么干涉图样就完全不会出现。

惠勒通过另一个类比来解释这一难题。

他把物理学家的工作比作玩一种“惊喜版”的“二十个问题”游戏的人。

在这次的游戏变体里，一个人离开房间，而其余的人——至少那个被排除在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共同选定某个人、某个地点或某件事物。

随后他重新进入房间，并通过提出一系列只能用“是”或“否”回答的问题，尝试猜出他们脑海中所想的对象。

但猜测者并不知道，小组成员决定捉弄一下他（故意不预先确定任何事物）。

第一个被提问的人，只有在提问者提出了问题之后，才临时去想一个对象来作出回答。

此后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并且确保自己的回答不仅要与当前的问题没有矛盾，而且与此前问过的所有问题都不能出现矛盾。

“当我走进房间时，那个词其实并不在房间里，尽管我一直以为它早已存在于那里。

”惠勒解释道。

同样地，在物理学家决定如何观察电子之前，电子既不是波，也不是粒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不真实的；

它存在于一种不确定的悬置状态之中。

因此，正如霍金所说：“宇宙的历史取决于你提出什么问题。

”或者，再引用惠勒的话说：“只有当你开始提出问题，你才能得到一些东西。

在你提出问题之前，情势无法显现出自身来。

但是，一个问题的提出同时也阻止并排除了另一个问题的提出。

”¹³

同样的逻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去抵达地球上智能生命的不可能性谜题。

为了使地球上的生命成为可能，我们的宇宙——在生命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不得不以一种绝不可能的方式被构成。

如果我们以一种自下而上的位态来阅读宇宙的历史，那么自然而然出来的答案当然就是：上帝与目的论。

某种更高的力量必定引导了宇宙的演化，使其朝向智能生命得以出现的方向发展……但是，在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中，概率分布却

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早已测量出自己生活在一个拥有三个宏观空间维度的宇宙之中。

(199)

或者，正如拉康所说的那样：“一封信总会到达它的目的地。

”这并不是因为某种隐秘的目的论保证了这一结果，而是因为“目的地”本身是回溯性构成的：一封信的目的地是偶然的，但一封信偶然到达的那个地点，反过来就成为了它的目的地。

正是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了全息图的观念：“全息理论的最新形态设想，我们在四维内所经验到的一切，实际上都只是在时空的一片薄切片上隐藏着的现实的凸显。

”（212）正如[x]所写的那样：“这几乎就像是说，你能够仅仅通过仔细分析橙子的表皮，便了解关于其内部的一切。

”（225）因此，柏拉图的图景被彻底颠倒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被翻到了内里：一个事物的平面图像反而构成了它的现实，而那个真实的事物却只是其图像的复制品。

黑格尔所谓的“世界之夜”（night of the world）——在其中，支离破碎的身体漂浮着——难道不正是一种无时间／无空间的过程吗？而自我（Ego）作为一个锚定点，难道不正是通过与他者（Other）的遭遇，即与象征性自我理想（symbolic Ego ideal）的遭遇而出现的吗？因此，自身／自我（Self/Ego）难道不正是这种叠加态混合物（也就是支离破碎的身体）在与他者发生相互作用时发生坍缩之后的结果吗？

为什么黑格尔主义者需要量子力学

为了澄清这一关键点，让我再一次——不知道已经是第多少次了——回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中所作的那个经典分析：关于温尼贝戈人（Winnebago）聚落建筑空间布局的分析。

这个部落属于北美五大湖地区的部落之一，它被划分为两个子群体（二元半族制）：“来自上方的人”与“来自下方的人”。

当一个人被要求画出自己村落的平面图（即住宅的空间布局）时，根据他所属的子群落不同，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两个群落都把村落看作一个圆形；

但是对于其中一个子群落而言，在这个圆形内部还存在一个由中心房屋构成的圆圈，因此整个结构呈现为两个同心圆；

而对于另一个子群落而言，这个圆则被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切割成了两部分。

换言之，第一个子群落（我们姑且称之为“保守派的社团主义者”）的一位成员觉得村落的平面图是圆形的——一圈房子差不多均匀地环绕分布在中心的神庙周围：而第二个子群（我们称之为“革命的反对派”）的一位成员会认为自己的村落是由一条无形的分界线切开的两堆房子构成的。

列维-斯特劳斯想要说明的关键在于：这个例子绝不应当诱使我们走向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认为，社会空间的感知取决于观察者所属的群体；

然而，恰恰是这种分裂为两种“相对的”感知的事实本身，暗示着某种隐藏的恒定参照物——它并不是建筑物客观的、“实际的”空间布局，而是一个创伤性内核，一种村落居民无法加以符号化、无法解释、无法“内化”、无法与之达成和解的根本性对抗，即一种使共同体在社会关系中无法稳定为和谐整体的“失衡”。

对于村落平面图的这两种感知，不过是两种彼此排斥的努力：它们试图应对这一创伤性对抗，并通过施加一种平衡的象征结构来治愈这一伤口。

在这里，我们获得了外部现实与实在界之间的一个清晰区分：前者是房屋“实际的”、“客观的”排布方式；

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符号化方式的冲突之中显露自身的实在界，而这两种符号化都以一种变形透视（anamorphic）的方式扭曲了实际的排列结构。

关于物自体（things-in-themselves）的常识性实在论观念，最典型地体现在卡尔·考茨基反对康德“物自体不可知论”的论证之中（见其《历史的唯物主义观》，该书于1927年以德文出版，至今尚未译成英文）：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认识这个对象，亦即在独立于主观感知的意义上认识它，那么我们并不需要走出自身并采取一种不可能的、上帝般的客观视角；

我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去比较关于这一对象的不同感知。

这些感知之间的差异，显然是由观察主体的认知局限所造成的，它们并不属于对象自身；

而那些在所有不同感知之中始终保持不变的特征，则显然属于对象本身。

考茨基不仅忽视了一种可能性，即主观局限并非个体性的，而是类属性的（generic）——它乃是人类复杂的知觉史与符号史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它错失了一个关键的辩证法洞见——实在界（the Real），不同于外部现实（external reality），实在界恰恰就是那种对抗性本身，而各种彼此抵牾的感知（或者说，表象）或者对于现实的不同建构，都是在试图掩盖这种对抗性。

我们很容易从当代政治生活中再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例如，如果让一位特朗普的拥护者，或者一位自由派中左翼（liberal center-Left）的支持者，来描述美国政治图景的基本坐标，我们每一次都会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表述：（在前者看来，特朗普是勤劳人民反对腐败且不爱国的“人民公敌”时所发出的声音；

而在后者看来，自由派左翼则是抵御法西斯式煽动政治、捍卫人权与自由的最后堡垒。

）然而，这种对立的实在界（the Real）并不体现于对社会现实本来面貌的描述之中，而是体现于双方阵营都以各自的方式来试图掩盖的那个对抗性之中。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仅仅获得了两幅被扭曲的现实图像（或图绘）；

毋宁说，现实本身（即房子／小屋的实际布局）就是一个想象性的全息图，它将两种彼此排斥的象征形式压缩在自身内。

而在这种全息式二元性之中——同一事物以两种描述形式出现，就像波与粒子一样——我们难道不是看到了最纯粹意义上的视差（parallax）吗？并不存在某种更高层次的图绘能够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唯一把两幅图绘联系在一起的，恰恰是作为其基础的对抗性本身。

因此，我们在这里面对三个不同层次：现实的想象性表层（房屋的实际布局）、两种矛盾的象征结构，以及作为它们基础的、对抗性的实在界。

或许我们可以冒险作一个类比，将其与玻尔在量子力学中所谓的“互补性”（complementarity）联系起来：一个量子实体可以被测量为波，也可以被测量为粒子，但不能同时被测量为两者。

我想补充的是，由于这种互补性与我们日常现实中某些现象所体现的互补性恰恰相反（如男性与女性这类对立特征之间的相互依存），这意味着量子互补性不可能建立在某种为双方所共享的实体性基础之上（如波与粒子共享着某种本质）；

相反，它预设的是一种纯粹的张力或对抗性。

而如果这恰恰把我们带向时间的本体论起源呢——那些无法共存的东西在时间之中化解其张力，因为在那里，一个可以在另一个之后发生。

然而，全息宇宙学倾向于把这种视差性的张力重新化约为一种经典二元论：一方面是真正作为基础现实的全息结构，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这个不断膨胀的宇宙所呈现的标准现实：

如果像全息宇宙学所主张的那样，我们观察所及的表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全部存在，那么这种观点本身就已经内置了一种逆时间的操作，而这正是“自上而下宇宙学”（top-down cosmology）的标志性特征。

全息理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比时间本身更为基础的存在——全息图（hologram）；

过去正是从它之中涌现出来。

在全息宇宙中，这个不断演化并持续膨胀的宇宙将是输出（output）的，而不是输入（input）。

沿着这一方向，我们究竟能够走多远呢？惠勒最著名的主张之一，就是提出了“it from bit（比特生成存在）”这一命题：“任何事物——任何粒子、任何力场，乃至时空连续统本身——其功能、其意义、乃至其存在本身，都完全（即便在某些情形下是间接地）来源于‘是’或‘否’问题的提出及其所激起的仪器反应信息的记录，来源于二元选择，来源于比特（bits）。

”这一公式难道不正是西方形而上学那一基本存在论前提的终极科学版本吗？按照这一前提，凡是在现实中存在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源自某种“比特”，某种思维—逻辑矩阵。

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我们最终就会抵达一种新的唯心主义版本：一个超越时间的量子比特（qubits）网络，而“it”——也就是我们的现实——正是从这个网络之中涌现出来的；

于是，终极现实便“最好被理解为一个能够为物理学提供信息、但却无须实体化存在的数学领域。

”（247）

被铭刻在由纠缠量子比特所构成的、抽象而无时间性的全息图之中的量子信息，构成了编织现实的丝线。

仿佛存在着某种代码，它作用于无数相互纠缠的量子比特之上，并由此生成物理现实。

这种作为基础现实的量子比特（qubits）同时处于过去与未来之中，因为我们尚且无法——不仅是发现它，而且同时也无法创造它：全息理论“把宇宙的真正起源安置在遥远的未来，因为唯有遥远的未来才会使全息图以其完整的辉煌显现出来。

”（245）那么，在这里，达尔文式的洞见——“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并非规律本身，而是规律改变与转化自身的能力”——还剩下什么呢？（246）又还剩下多少这样一种观念：把“规律性动力学与偶然性边界条件之间的分离”加以克服，并将这种克服视为自然界的一项基本属性？（80）或者，正如霍金所说，对于经典物理学而言，当我们获得了一套局部动力学规律时，便算是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他们会把宇宙边界条件的问题视为属于形而上学或宗教领域。

但是，倘若我们只能用 ““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曾经如此” 这种循环说辞来解释世界，那将永远得不到大一统理论。

对于这种唯心主义图景，唯一的替代方案（或者更准确地说，其必要的补充）乃是一种自我限制（self-limitation），亦即这样一种主张：“我们生活在时空中的一小块局部区域内，而其四周则环绕着一片不确定性的海洋；

对于那片海洋，我们最好保持沉默。

”因此，（我们的）宇宙确实存在一个边界；

但这一边界并不位于宇宙的外部边缘，而是蕴含于我们作为观察者所处的位置之中，并且正是从这一位置出发，在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中，我们重构了整个宇宙。

这可以被看作黑格尔“无限判断”（infinite judgment）的量子宇宙学版本：整个外部宇宙等同于（或者说，与之相关联的是）观察者之眼。

这些违反直觉的思想所意味着的是：在当代量子物理学之中哲学正以一种复仇之势重新出场。

关于波函数存在论地位这一古老的问题——它不仅被玻尔及哥本哈根学派所忽视，而且被明确禁止提出——如今则通过这样一种主张获得了

回答：量子波所描述的是“某种前存在的世界”（88），因为存在于我们现实内／作为我们的现实而存在的东西，仅仅是量子叠加态坍缩之后的结果。

在这前存在中，粒子“在从一个点运动到另一个点时，会沿着所有可能的路径前进。

”（90）在双缝实验中，“单个电子从发射器到屏幕之间所遵循的并非一条路径，而是每一条可能的路径。

其中一条路径是电子穿过左侧狭缝，另一条路径则穿过右侧狭缝、折返后从左侧狭缝出来、绕一个 U 形回转，再次穿过右侧狭缝。

”（91）沿此思路，费曼提出了路径积分表述（path integral formulation）：它摒弃了系统只具有单一、唯一轨迹的经典概念，转而通过对无穷多条量子力学允许的可能轨迹进行求和（即泛函积分），来计算量子振幅。

因此，路径积分表述意味着：“我们的现实乃是一种混合体——一种总和——由一切可设想的可能性共同构成。

”

这里还有一个叠加态（superposition）在性关系中的意外用途。

对于像我这样的性保守主义者而言，在结婚问题上主要有两种选择。

第一，看起来最好是不要结婚，因为这样反而能显示出你对爱情的信任：你并不需要一种外在的法律约束来强迫自己保持忠诚，你的爱情本身就已经足够构成一种保证。

（不过，在婚姻的运作中还存在着一个更深层的悖论：当婚姻已经不再主要承担父权制意义上确保血脉延续的功能时，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承诺——即便将来我已不再真正爱你，我仍然会继续爱你。

）第二，如果你已经结婚，那么婚姻反而为你打开了一种能够毫无负罪感地去幻想背叛妻子的方式——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只是在幻想而已，我知道自己不会真的这样做，因为我已经结婚了……”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能够摆脱这一颇为令人窒息的僵局的方法呢？答案显然不是简单地结婚并爱自己的妻子——因为法律（law）与欲望（desire）之间的裂隙是不可消除的。

那么，如果你已婚，却幻想自己是在背叛妻子——背叛对象恰恰还是她本人，而不是另一个女人（或者男人，或者……）——又会怎样呢？当我与妻子做爱时，我却想象她并不是我的妻子。

正如本章已经表明的那样，在量子实验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无法纳入进从过去到未来之线性运动的时间性的情形。

对于这类实验结果，似乎只有两种解释能够加以说明：要么（a）两个因子（例如纠缠光子）能以超光速的方式相互作用；

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日常现实之下或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现实维度，在那里，相距遥远的因子之间能够实现瞬时互动；

要么（b）在量子现实的某一特殊层面上，时间能够倒流，从未来流向过去——而且这种倒流并非发生在某种隐喻层面（例如对过去的象征性重新解释），而是发生在字面意义上的物理层面。

而这两种选择，是否仅仅是同一种底层现象的两种不同版本呢？

这些悖论意外地促使霍金——这位在其他场合一向轻视哲学的人——呼吁为宇宙学建立一种新的哲学。

（167）在他看来，“一种恰当的量子视角（a proper quantum outlook）”要求我们采纳“一种不同的宇宙哲学；

在这种哲学中，我们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沿着逆时间的方向，并从我们观察所及的表面出发。

”我们是否能够把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应用于宇宙本身，从而认为宇宙拥有多个过去呢？霍金最终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的这一新哲学的基本前提在于：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种观念，即“宇宙拥有一个整体性的经典状态。

”“我们生活在一个量子宇宙之中，因此它应当按照费曼的方式，被描述为一种历史的叠加态（superposition of histories）；

其中每一条历史都具有其自身的概率。

”或者，用赫托格的概括来说：

我们应当采取一种彻底的量子视角，而这种视角不仅适用于宇宙内部所发生的事情——例如粒子、弦以及诸如此类对象的波函数——也适用于整个宇宙本身。

我们应当把宇宙理解为许多可能时空（spacetimes）的叠加态（superposition）。

因此，一个量子宇宙即使在最宏大的尺度上也是不确定的；

这种不确定性甚至延伸到远远超出我们可观测宇宙学视界（cosmological horizon）的尺度，例如与永恒暴胀（eternal inflation）相关的那些尺度。

而这种宇宙宏观尺度上的模糊性（fuzziness），则无异于在多重宇宙（multiverse）拥护者所预设的那个永恒背景之下埋下了一枚炸弹。

这意味着，我们不应把大爆炸想象成一个随后发生爆发的奇点（singularity），而应把它理解为一种原初的（量子）模糊性（primordial fuzziness）；

在这种模糊性之中，时间弯曲成为空间。

难怪赫托格会引用瓦格纳《帕西法尔》（Parsifal）中的名句：“我几乎未曾举步，却仿佛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

你看，孩子，在这里，时间化为了空间。

”（zum Raum wird hier die Zeit.）或者，用赫托格自己的话来说：“在极早期宇宙中，量子效应会模糊空间与时间之间的固有区分，从而使二者陷入某种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时间间隔有时会表现得像空间间隔，而空间间隔有时又会表现得像时间间隔。

”（94）因此，那种作为经典宇宙基石的奇点——那个没有原因的事件、那个似乎把宇宙开端置于科学之外的事件——被一种“平滑而自洽的量子起源所取代；

这种起源在每一个地方都遵循物理学定律。

”（95）

既然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绝对开端的纯粹奇点——在那里一切自然规律均告失效——那么这就导向一个更加反直觉的结论：并不存在某种“零层级”，在这个层级上，事物（更准确地说，是过程）能够在完全脱离任何意义上的观察而自行发生。

甚至最遥远的过去，也是由观测者追溯性地产生出来的：“重要的并不是理论之中什么最有可能发生，而是什么最有可能被观察到。

在我们将理论与观测的对比中，应当排除掉那些无法产生观测者的宇宙学历史”然而，不同的观测者是否对应着不同的宇宙呢？在这一众多观测者的集合之中，我们又该如何确定自身的位置呢？“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引力乃是弯曲时空的一种表现。

全息理论则更进一步，它主张：弯曲时空乃是由量子纠缠编织而成的。

”那么，究竟是在何种严格意义上，我们才能说量子纠缠只对观察者而言才会发生呢？

让我们从熵（entropy）这一概念开始。

熵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无序性、随机性或不确定性的状态。

熵是热力学第二定律（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的核心概念。

该定律指出，一个孤立系统在自发演化过程中，其熵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因此，孤立系统会不断朝向热力学平衡（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状态演化，而在这一状态下，熵达到最大值。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这类过程是不可逆的。

1928年，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试图借助熵这一概念来解释时间、秩序以及宇宙的本性：

如果你拿起一副保持着刚出厂时排列顺序的扑克牌，然后持续洗牌几分钟，那么原先那种系统性的秩序痕迹就会彻底消失。

无论你再洗多久，那种原初的秩序都不会自行恢复。

在自然界中，只有一条定律明确承认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区别——那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它所研究的对象，是复杂系统集合中的随机因素。

对于这种随机因素，人们采用一种切实的测算方式；

这种量在宇宙中能够增加，却永远不会减少，而它就被称为熵（entropy）。

就这样，爱丁顿为“时间之箭”（times arrow）提供了一种热力学解释：时间的方向性产生于不可逆的熵增过程。

然而，许多科学家（卡洛·罗维利便是其中之一）指出，我们不能把熵视为现实的普遍规律，因为任何熵增过程都预设着某种关于秩序的测量标准；

只有相对于这一标准，我们才能说无序性正在增长。

这与量子物理学之间的平行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识别一条熵持续增长的轨迹，我们必须通过选取一种特定的测量标准，对混沌的现实进行某种“坍缩”（collapse）。

当我们购买一副新扑克牌时，它们通常会按照花色排列……而在每一种花色内部，又按照牌面大小排列（先是 A，然后是 K，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洗牌方式甚至可能降低熵。

按照某一种标准测得的低熵状态，在另一种标准之下却可能意味着更高的熵。

让我们以欧洲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为例。

按照某些标准来看，这一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熵：取代有机等级秩序稳定性的，是混乱的个人主义以及市场交换。

然而，按照另一种标准来看，中世纪社会反而更加混乱：战争与瘟疫几乎从未停止；

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恰恰是在现代国家之中才得以出现。

在文学领域，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威弗利》（Waverley）之中……关键在于：并不存在一种能够涵盖全部现实的总体标准，因此，就现实整体而言，既不存在所谓的熵，也不存在朝向秩序的进步。

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把熵增视为时间流逝的最终参照，那么立刻就会明白：并不存在一种涵盖全部现实的总体时间流。

也正因为如此，我倾向于不同意斯莫林（Smolin）关于科学与民主之间平行关系的看法：

科学家们知道，即便是最好的思想，最终也需要被新的洞见所修正；

而且，它们还会不时地被革命性的全新观念所取代。

同样地，民主治理赋予人民这样一种权力：当一个政府的施政成效下降，或者当后来的事态表明当初选举它是一种错误时，人们可以通过投票将其赶下台。

这种类比难道不是建立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进步观念之上吗？难道我们今天不正生活在一个巨大倒退（big regress）、一种完全迷失方向的时代之中吗？而且，难道不正是在（历史）时间的进程之中，就连判断何为进步的标准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吗？（例如，对于反堕胎原教旨主义者而言，禁止堕胎乃是迈向平等进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大步：首先，人们宣布女性与男性平等；

随后，又宣布其他种族与白人平等；

而现在，则应当宣布尚未出生的人与已经出生的人同样平等……）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多数人转而反对科学，并以种族主义的方式对待难民、移民等等，那又该怎么办呢？

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迫使我们在此不仅要再向前迈出一步，而是要迈出两步——而这两步同样会对我们关于历史的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仅仅说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进步（或倒退）还远远不够——因为这样的否定仍然预设了一点：即所有事件都发生在同一个涵盖一切的时间—空间形式之中。

但是，如果根本不存在一种普遍的时间与空间形式呢？如果空间以及（尤其是）时间总是在某种特定的物理构型（physical constellation）之中涌现出来，以至于存在着多个时空（space/times），而这些时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时空尺度能够将它们统一起来呢？再进一步说：如果时空并非普遍的，那么这些所有互不可通约的时空必定根植于某种更为基础的现实层级之中；

依照某些理论家的观点，这一层级仍然具有保留某种空间性，而依照另一些理论家的观点，它则处于时间与空间之外。

在这里反复出现的概念，通常就是所谓的“块宇宙”（block universe）：在其最基础的层级上，现实乃是一个无时间性的整体块（atemporal block）；

在这个整体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共存于同一空间之内。

而我们之所以会经验到时间，仅仅是由于我们的观察位置（point of observation）所允许我们感知到的内容存在局限。

沿着这一思路，罗维利主张：时间乃是我们无知（ignorance）的一种效应。

时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无法同时看见所有地方的一切事物，我们无法获得关于现实的总体视角：“如果我能够把世界的精确微观状态（microscopic state）的所有细节都考虑进去，那么时间流逝（the flowing of time）的那些特征是否会消失呢？答案是：会。

如果我观察事物的微观状态，那么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差别就会消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受物理定律支配的变化过程，在“未来与过去之间是对称的”（symmetrical between future and past）。

（30）罗维利认为，其原因在于熵（entropy）的性质——即无序性的增长；

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差异，或许完全可以归因于熵。

然而，只有当我们把某个起点规定为“有序状态”时，熵才会显现出来——“如果我们考察一种构型（configuration）的全部细节，那么每一种构型都是特殊的，每一种构型都是独一无二的。

”（29）在这里，罗维利提到了一部短篇科幻小说（由阿兰·孔涅〔Alain Connes〕与另外两位朋友合著），其中的主人公名叫夏洛特（Charlotte）。

“她在某一个瞬间获得了关于世界的全部信息，而且没有任何模糊之处。

她得以直接‘看见’世界本身，超出时间之外。

”而当她逐渐返回到我们这种模糊的现实图景之中时，她也重新坠入了时间。

但是，量子不确定性（quantum indeterminacy）难道不正意味着现实本身就是模糊的、“混沌不清的”（muddled）吗？难道我们观察能力的局限性，不正是源于现实自身的不完备性吗？罗维利通常反对“我们关于所谓未来自由的那些混乱幻想”，“事物内在的量子不确定性（intrinsic quantum indeterminacy）会产生一种模糊性（blurring）；

正是这种模糊性确保了——与经典物理学似乎表明的情况相反——即便有可能测量一切可测量之物，世界依然保持其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

”而且，如果再大胆向前迈进一步，那么这种“不可预测性”难道所指向的——并非自由，而是——某种未来的敞开性（openness of the future）吗？

如果场（fields）与波（waves）作为“真实现实”（true reality）处于时间与空间之外，那么时间与空间在某种根本意义上就是一种幻象。

然而，这种把“基础现实”与“幻象性表象”对立起来的潜在图式，难道不和它的反面——即朝向更高形式逐步发展的进化图式——一样错误吗？推动这一前存在论的量子空间（pre-ontological quantum space）走向坍缩（collapse）并／或走向我们日常现实的，必定是某种内在的不可能性（immanent impossibility）。

一种“被划杠的一”（barred One），或者某种“边界”（boundary）——超出其自身无物存在，一种与其“彼岸”（Beyond）重合的边界，换言之，一种其自身不可抵达的边界——而这一切都存在于基础量子空间自身之中。

问题在于如何解释：为什么以及如何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尽管关于世界的基础理论“并不需要一个时间变量；

它只需要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中所见的事物是如何相互变化的。

”——而“我们在世界中所见的事物”，却总是被我们感知为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的事物。

既然如此，那么变化的运动（movement of change）又怎么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先于空间/时间（space/time）呢？对于黑格尔而言，空间与时间（时间乃是自我否定的空间）在逻辑上先于运动。

所谓运动，意味着某个要素在空间之中改变自身的位置，而这一过程至少需要一个最小的时间间隔。

（首先，该要素位于位置 x；

随后，它移动到了位置 y。

）如果在量子力学之中，变化先于时空，那么这难道不正表明黑格尔的逻辑并不足以涵盖量子宇宙吗？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一关键问题，让我们重新回到“世界自身”与“我们对世界的视角”这一二重性之上：

从我们的视角——即作为构成世界之小部分的生物的视角来看——我们看到世界在时间之中流动。

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是不完整的、局部性的，这正是我们只能以一种模糊方式看见世界的原因。

而在这种模糊性之上，又叠加了量子不确定性（quantum indeterminacy）。

我在这里察觉到一种特定的模糊性：第一个因素（我们视角的局限性）使世界在我们看来呈现出模糊的状态，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如果拥有完整的整体视角，世界本身并非模糊；

然而，量子不确定性（quantum indeterminacy）却使世界自身就处于模糊状态。

这又把我们引回熵的问题：时间流逝呈现为一条单一线性的幻觉（出于极度简化的缘故），其根源在于，我们全人类共享相同的视角——生活在一个熵不断增长的世界之中。

熵还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记得过去而非未来：原因不仅仅是未来尚未发生，而在于时间的流逝基于熵的增长——过去的熵较低，并且（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过去更有序的状态在当下留下了痕迹。

“由于我们的未来建立在日益增长的无序之上，它无法给我们留下任何痕迹：这一事实正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在世界中得以自由行动、在不同未来之间作出选择的起源——即便我们无法对过去采取行动。

”

罗维利认为，过去的“痕迹”（traces）之所以存在（并持续存留于我们的现在之中），是因为熵——亦即较低熵状态在较高熵状态之中留下的痕迹。

然而，当量子波发生坍缩（collapse）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在坍缩之后，多重量子叠加态（multiple wave superpositions）的痕迹是否同样存在着？这难道不正是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ing）的基础吗？而且，这种关于叠加态痕迹的观念，又是如何与赫托格（Hertog）所谓的“自上而下视角”（top-down view）联系在一起的呢？这里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过去与未来之间确实存在一道单向的断裂（one-directional cut），而这道断裂就正是波函数自身不可逆的坍缩?时间是否正是在这里开始的？当李·斯莫林（Lee Smolin）提出如下主张时，他似乎正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根本性的区分并不在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差别。

根本性的区分在于：一方面是那些尚未被充分认识、或者本身尚未确定的性质（properties）；

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已然确定的量（quantities）。

而所谓一个事件（event）的发生，就是某个未确定的量转变为确定之量的瞬间。

由此，我们便获得了一个关于“现在”（now）的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meaning）。

简单地说，如果一个事件已经产生，但它尚未生成它将要生成的全部“子事件”（children），那么它就属于“现在”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一点赋予了我们关于“现在”（present）的概念，而这正是整个理论的基础。

这个“现在”（now）难道不正是由一种进入到清晰现实的坍缩所精确定义的吗？而这种清的晰现实仍然朝向未来保持敞开，因为“它尚未生成它将要生成的全部子事件”。

这里与拉康存在一个平行关系：对于拉康而言，驱力（drive）是无时间性的、持续性的，而欲望（desire）则是时间性的，朝向某个目标。

此外，黑格尔所谓“世界之夜”（night of the world）——在其中，支离破碎的身体漂浮着——难道不正是一种无时间／无空间的过程吗？而自我（Ego）作为一个锚定点，难道不正是通过与他者（Other）的遭遇，即与象征性自我理想（symbolic Ego ideal）的遭遇而出现的吗？因此，自身／自我（Self/Ego）难道不正是这种叠加态混合物（也就是支离破碎的身体）在与他者发生相互作用时发生坍缩之后的结果吗？

在这里，我们再次遭遇那个始终萦绕着我们的根本问题：作为存在者赖以存在的中性媒介／容器的时间—空间（time/space），究竟是如何涌现出来的？仅仅把某个变量提升到这一位置之上是不够的——必须已经存在一个空间，一个使其得以涌现的敞开之域。

这是否意味着：在前存在论的流变（pre-ontological flux）之中，已然存在着某种失衡（imbalance），某种朝向一个不可能之点（impossible point）的趋向？

恋人的手绘偶然应当被固定，这是通向真理的步骤。

语言植根于我们的实践活动和生产过程之中。

它首先不是一种谈论外部现实的工具，而是一种参与社会现实的方式，甚至是斗争的场域——正如哈姆扎（Hamza）在讨论列宁时所指出的那样。

甚至那些最中立的陈述——例如几乎成了格言的“我的房间角落里有一张桌子”(There is a table in the corner of my room)——也总是嵌入在某种特定的实践情境之中。

为什么量子力学需要黑格尔

在《时间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Time）一书中，托马斯·赫托格（Tomas Hertog）强有力地主张：大爆炸（big bang）本身具有量子性质。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合作者与朋友。

他们共同探索一种更深层次的演化过程：在这一层面上，物理定律本身也会发生转变、简化，直至粒子、力，乃至时间本身都逐渐消隐。

物理定律并非一成不变地镌刻在那里；

相反，它们是在其所支配的宇宙形成的过程中诞生出来，并与之共同演化的。

在霍金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两位合作者发表了一项理论，提出了一种关于宇宙起源的激进而全新的达尔文主义视角：自然定律在最初并非唯一，而是多种多样的；

它们卷入了一场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些定律，正是最终胜出的定律。

这难道不正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展示了一条普遍的自然定律如何从一个偶然、单一的情境之中偶然地涌现出来吗？

这里与量子物理学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是否可以说，我们这个（决定论的）现实，乃是通过一次坍缩（collapse）而涌现出来的，而这一坍缩的运作方式恰恰类似于达尔文式竞争的结果？量子力学动摇了我们关于现实的常识性观念：它“导向了一种不同的宇宙学哲学，在其中，我们以一种自上而下（top-down）的方式，沿着时间回溯，从我们观察的表面出发。

”很容易理解这种回溯性的转化（backward transformation）如何在我们的象征宇宙（symbolic universe）中运作：我们并不会改变过去实际发生的事实；

我们所做的只是把这些事实置入一个不同的象征语境之中，从而改变其意义……这种象征效力（symbolic efficiency）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例如，回想一下2011年为削减美国国债而提出的“万亿美元硬币”（trillion-dollar coin）方案。

根据这一方案，美国政府将铸造一枚实体硬币——材质为铂金，其法定面值则高达一万亿美元。

我们难道不是在这里遭遇了一种最纯粹意义上的象征效力吗？仅是一点点的实在之物（a little bit of real）——一枚小小的硬币——只要被锁在国家银行之中，就足以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状况，乃至其整体的经济状况。

一个显而易见的反驳在此浮现：这种对于过去的回溯性转变（retroactive transformation），难道不只是某种只能在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内部发生的事情吗？这难道不类似于那些众所周知的假画——在画中，耶稣在尚未被钉上十字架、仍然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背负着十字架吗？无论我们如何理解观察（observation），它始终属于我们的日常现实的一部分；

在这一现实之中，时间是向前流动的，而因果关系是从过去作用于未来。

更准确地说，观察乃是量子叠加态（superpositions）和波函数振荡（wave oscillations）坍缩为单一现实的时刻——那么，观察又怎么能为一种在时间中回溯性的运动提供其敞开性条件呢？答案就在量子全息图（quantum holograms）这一特殊概念上。

康纳·科斯蒂克（Conor Costick）将量子全息（quantum holography）定义为这样一种观念：“一个三维的边界全息图（three-dimensional boundary hologram），投射出了我们所熟知的四维经典宇宙。

”

在经典的三维现实之中，时间是向前流动的。

而在一个全息宇宙（holographic universe）之中，并不存在时间，一切都同时在场：“边界全息图（boundary hologram）本身并不包含时间；

只有当你从这一边界过渡到我们所熟悉的宇宙时，时间才会涌现出来。

”科斯蒂克（Costick）认为，把宇宙理解为一个全息结构，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感官会以不同的方式经验我们的的存在。

相反，这一理解开启了一种令人着迷的可能性：“我们只不过是从一种二元性（duality）的一侧进入它而已。

这有点像：我们一直只是把光经验为波动，但后来发现，把它经验为一连串粒子，同样是完全有效的。

”因此，宇宙本身具有一种二元性（duality），尤其是在时间问题上更是如此：

从投影内部来看，时间似乎确实存在：存在着因果关系，也存在着一条从大爆炸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演进过程。

然而，这也不过是对整个情形的一种局部把握。

如果从全息图的角度来看，宇宙是无时间性的；

而且，如果你能够将边界上描述这一全息图的的信息翻译出来，你就能够看见宇宙的全部历史。

我们既沉浸于时间之中，而又同时处于一种无时间性的状态。

我们在这里首先遭遇的问题是：时间性与那种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共存的无时间性的“块宇宙”（block universe）之间的视差（parallax），究竟是一种真正的视差——即两种彼此不相容的视角——还是说，我们实际上面对的依然只是“真实”的现实与幻象性显现之间的关系？块宇宙理论从根本上把时间（即时间性的变化）还原为了空间。

存在的一切都处于一种永恒的此刻（eternal present）内，而时间的流逝不过是一种幻觉，它源于我们受限于此刻的有限视角。

这种将时间贬为次级维度的块宇宙理论，其最纯粹的版本，是由卡洛·罗维利（Carlo Rovelli）提出的。

他认为，时间乃是从量子力学与热力学的定律之中涌现出来的，而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线性的连续序列，不过是我们投射到现实那混乱的事件之上的结构。

我们之所以会经验到时间流逝，是因为我们无法看见世界全部的细节；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受量子不确定性的限制——“那么就不会有熵，也不会有时间的展开（unraveling of time）。

”

罗维利清楚地阐明了这一观点所蕴含的存在论后果：我们所经验到的时间性现实（temporal reality），“并不是世界的一个基础构成部分（fundamental constituent of the world），”“它只是向我们显现为如此。

”

因为世界是宏大的，而我们只是身处世界内部的小型系统；

我们所发生相互作用的，仅仅是那些由无数微观变量通过统计平均后而涌现的宏观变量。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不会看见一个单独的基本粒子，也不会看见一个单独的空间量子。

我们所看见的是石头、山脉以及朋友的面孔——而我们所看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由无数基本组成部分构成的。

我们始终只是与各种统计平均值发生关联：这些平均性结构会扩散热量，并且在其内在运作之中生成时间……时间乃是我们忽略事物物理微观状态（physical microstates）的效应。

时间就是我们所不拥有的信息。

时间就是我们的无知。

这在存在论层面上的含义是：“我们不应当把我们关于这个系统所知道的东西，与该系统自身的绝对状态混为一谈。

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某种涉及该系统与我们自身之间关系的东西。

”真正存在于那里的、自在的现实（reality in itself）——亦即“系统的绝对状态”——是由发生于时间之外的量子事件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因此，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这种自在现实（reality-in-itself）与现实向我们显现的方式；

后者乃是由于我们视角的局限而形成的。

于是，经典形而上学关于现实（reality）与现象（appearances）之间的区分，在这里以一种强势回归的方式重新出现。

因此，爱因斯坦会对块宇宙（block universe）的观念抱有同情，并不断探索这一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观念并非某种疯狂的推演，而是决定论式宇宙观的一种必然推论。

爱因斯坦的决定论建立在一种宗教性基础之上——他曾写道：上帝不可捉摸，但他并无恶意（“上帝是隐晦的，但他并不有意欺骗我们。

”——或者，用一种更宽泛和描述性的译法来说：“自然隐藏其秘密，是由于其本身的崇高，而并非出于某种诡计。

”）虽然爱因斯坦一再强调，他并不相信一位人格神（personal god），但他仍然宣称自己具有深刻的宗教情感：“我们有限的心智无法把握那推动群星运行的神秘力量。

”“我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他在整体存在者的和谐之中显现自身。

”因此，在爱因斯坦看来，宗教与科学必然是共存的：科学本身之所以能够成立，乃是因为一种深刻的信念在支撑着它：我们的宇宙被一种贯穿一切存在者的和谐奇妙地组织起来。

用拉康的术语来说，爱因斯坦相信大他者（big Other）的存在，而恰恰是这种信念，遭到了量子力学的致命打击。

因此，拯救时间——无论以何种形式——的唯一方式，就是把现实理解为“非全”（not-all）、理解为不完整的，并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它理解为朝向未来敞开的。

这意味着：罗维利所谓现实的“绝对状态”（absolute state），即对现实的完全描述，不仅对于我们这些有限的观察者而言是无法达到的，而且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失去意义的概念，应当予以放弃。

那个将我们——我们的视角——与现实的绝对状态分隔开来的那种“无知”，实际上是内在于现实自身之中的——现实“自身”就是被划杠的（barred），被某种不可能性所贯穿。

通常，唯心主义者优先强调时间（我们的思想发生于时间之中，却无法被定位于空间）；

而唯物主义者则坚持空间的不可还原性（甚至我们的思想也必须定位于大脑这一空间性的现实之中）；

但我们应当颠倒这一等级关系。

通常，唯心主义者优先强调时间（我们的思想发生于时间之中，却无法被定位于空间）；

而唯物主义者则坚持空间的不可还原性（甚至我们的思想也必须定位在大脑这一空间性的现实之中）；

但我们应当颠倒这一等级关系。

量子全息理论（quantum holography）的立场，同样迫使我们采取一种对于大爆炸（Big Bang）的全新观点——从宇宙向我们显现的方式中来看，人们去追问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似乎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如果从时间／非时间这一二元性的另一侧来看，“存在某个‘之前’”这一观念本身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并不存在一座矗立于宇宙之外的巨大时钟。

同样，也不存在这样一套基本定律：只要给出一些初始条件，我们便能够据此模拟整个宇宙的发展过程。

宇宙之外，或者说宇宙之前，存在着什么？我们无法回答，因为无物可据以言说。

在全息图（hologram）上，不存在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息。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量子物理学所潜藏的那种奇异存在论（weird ontology）内，并将“观察”（observation）构想为对现实理解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

如果你像我一样接受的是传统的西方教育，那么科学会被教导为一种对于自然规律的发现，而这些自然规律始终是精确的，无论是否有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在观察它们。

而在量子世界中，一个粒子处于各种可能位置和可能速度的叠加态（superposition）之中，这种状态由波函数（wave function）来描述；

直到一次观察将其中一种可能性固定下来。

（与此同时，另一变量则必然变得不可知。

）

霍金（Hawking）和赫托格（Hertog）他们避免陷入关于究竟什么才算是观察（observation）的争论里——他们采纳了最宽泛的理解：“观察者并不一定必须是人类，也不一定必须具有知觉（sentient）。

任何对于量子事件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观察。

因此，当一块石英晶体（quartz crystal）记录了一粒亚原子穿过它的运动轨迹，这块晶体便充当了观察者。

”这种对于观察的宽泛理解，使我们得以避免物理学有时会陷入的本体—神学论（onto-theological）陷阱。

赫托格（Hertog）写道，牛顿物理学建立在一种关于上帝的观念之上：上帝乃是终极的、绝对的观察者。

空间就是上帝的“知觉场”（sensorium）；

一个对象在空间中的位置，也就是它在上帝眼中的位置。

换言之，这种存在论将虚空理解为一切物质存在的容器，它必须以某个至高实体（supreme entity）作为其基础————这不过是海德格尔所谓形而上学的存在 - 神 - 逻辑学结构（onto-theological structure）的另一种变体。

然而，随着广义相对论（general relativity）的出现，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并不需要这样一个框架（frame）来维系现实的存在。

现实自身持立着自身。

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彼此相互作用，这本身就是现实。

现实就是这些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网络……我们并不需要某个外在实体（external entity）来支撑这一网络。

我们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容器的空间（Space）来容纳宇宙。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应当拒绝那种对于量子力学的解释：它设定一个至高观察者（supreme Observer）（有时甚至直接诉诸上帝），并认为正是这一观察者完全构成了现实——因为这种解释再次退回到了存在—神（onto-theology）之中。

尽管如此，量子力学的基本主张仍然是：只有当波函数（wave function）被观察时，它才会“坍缩”（collapse）为一条实际的路径；

在此之前，它同时沿着一切可能路径传播。

——而正是这一点，解释了霍金（Hawking）和赫托格（Hertog）所谓“自上而下宇宙学”（top-down cosmology）的真正含义：

宇宙乃是一个量子宇宙，因此，即便是在根本不存在观察者的遥远过去，也能够通过今天的观察而被选择出来。

……类星体（quasar）发出的光一直处于叠加态（superposition）之中，直到我们打开望远镜。

量子活动的历史在观察发生之前并不是固定的；

现在的以及未来的事件，会对过去进行选择。

同样，当我们对宇宙进行观察的时候，我们也在参与答案的形成。

为了说明“宇宙如何发展到产生观察者的阶段，而这些观察者又反过来确定过去——甚至包括那些远在任何观察者出现之前的遥远过去”，惠勒（Wheeler）曾绘制了一幅图示：

惠勒（Wheeler）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包含观察者的”（top-down, observer inclusive）方法，能够解决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看似自相矛盾的问题。

（人择原理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对于宇宙所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我们正在观察的宇宙，恰恰是一个能够让进行观察的智慧生命进化出来的宇宙。

）同时，它也能够解释一个看似极其古怪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能够支持生命存在的宇宙，其出现概率竟然如此之低：

从经典观点来看，非常离奇的事情是，物理定律似乎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选择了那条最终导向一个适合生命存在的宇宙的道路。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现在才打开望远镜，去观察我们所栖居着的那一部分波函数，那么它必然只能是一个支持生命存在的部分。

我们所确定下来的，或许是统计学意义上一条在无数次掷骰子中极不可能出现的历史分支。

但既然如此，所有选项其实都或多或少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这些表述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采纳最宽泛意义上的观察概念（译者附：任何留下不可逆经典记录的物理相互作用），那么就不存在没有观察者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性现实一旦涌现，“观察”便已发生，哪怕这种观察只是由石英晶体完成的。

这意味着，在彻底的量子层面上，并不存在某种巨大的断裂，也不存在某种巨大的波函数坍缩——坍缩一直都在发生。

如果每一次遭遇／相互作用都算作观察，那么这难道不意味着坍缩是无穷项的？因为存在者本身就是变化过程，而它们只有在与其他存在者的相互作用中才存在。

对于罗维利而言，一个存在者暴露于多重相互作用之中，并且在每一次相互作用中，它都会“坍缩”为一个不同的确定对象，也就是坍缩为一个不同的本征态（eigenstate）。

就其自身而言，这个对象不过就是一团量子振荡的混合物。

这一主张所蕴含的反转是很有意思的：并不是说一个存在者拥有稳定的自我同一性，它只是以各种混乱形式显现给其他存在者；

恰恰相反，一个存在者就其自身而言，就是一个由叠加态构成的混合体，它通过不同的相互作用而以不同方式坍缩……那么，萨宾娜·霍森费尔德（Sabine Hossenfelder）是否是正确的？她曾写道，我们的宇宙基本上是决定论的，只是在亚原子层面上存在极其微小的不确定性余量，而这些余量并不会影响较大尺度的现实。

观察在量子坍缩中的作用之谜，与人类交流的奥秘是同构的：为什么交流——即对话——从来不只是两个行动者之间的事情？为什么总是需要第三个环节，一个冷漠的观察者（拉康所谓的“大他者”，big Other）？正因如此，我认为罗维利（Rovelli）是错误的：他把两个粒子或两个过程之间的任何相互作用都解释为一种观察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每一个粒子都在“观察”另一个粒子。

这一观念是不可还原的：观察者的中立性，以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之中保持的距离。

量子力学给予我们的教训，并不仅仅是：这种距离是一种幻觉，因为我们这些观察者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的观察总是一种相互作用；

真正更微妙的地方在于：“纯粹的”观察固然是一种幻觉，但观察本身所见证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存在的一切并不仅仅是彼此相互作用的粒子和过程——在每一种相互作用背后，都存在着一个裂隙（gap）、一个空洞（void），正是它支撑着所有的相互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到量子力学，贯穿其中的是同一个主题：相互作用对于观察的优先性，以及观察者被纳入被观察过程的不同方式。

马克思主义者和语言学家都喜欢强调，语言植根于我们的实践活动和生产过程之中。

它首先不是一种谈论外部现实的工具，而是一种参与社会现实的方式，甚至是斗争的场域——正如哈姆扎（Hamza）在讨论列宁时所指出的那样。

甚至那些最中立的陈述——例如几乎成为格言的“我的房间角落里有一张桌子”——也总是嵌入在某种特定的实践情境之中。

量子力学似乎把这一倾向推进到了真正的存在论极限：并不存在某种“客观现实”，因为每一次观察都会改变它（至少改变其中的一部分）。

然而，首先应当注意的是，那些主张“观察即相互作用”的人，本身却经常以一种预设纯粹观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当罗维利（Rovelli）把现实的基础规定为并非由事物（things）组成，而是由事件（events）组成；

换言之，将其规定为一种纯粹的生成流（pure flux of becoming），这种“流”不能归属于任何外在事物，而只由各种特殊的相互作用所构成，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观察；

那么，这一陈述本身显然并不是某个特殊相互作用的时刻，而是一种绝对的、普遍性的观察。

恋人的手绘薛定谔的猫

该系统无法证明自身的一致性。

从黑格尔—拉康的立场来看，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哥德尔框架之内，而不是走向其外部，那么是否可以假定并不需要去“超越”，因为意识本身就奠基于计算的僵局之中？它是计算在遭遇某种极限时发生“卡死”的后果（而这一极限之外并没有任何东西）？

量子相干发生在微管（microtubules）之中，而微管是神经元内部的一种蛋白质结构。

微管是存在于真核细胞内部的管状结构（属于细胞骨架的一部分），它们在决定细胞形态以及细胞运动方面发挥作用，其中也包括细胞分裂——即有丝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分离。

哈默罗夫认为，微管正是彭罗斯在其理论中所寻找的量子装置。

在神经元中，微管有助于调控突触连接的强度，而它们的管状结构可能使其免受更大尺度神经元内部环境噪声的干扰。

为什么量子力学需要黑格尔

然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观察并不预设某种位于被观察现实之外的中立位置；

它最终根植于被观察过程自身内部的一个裂隙（gap）。

用思辨哲学的语言来说，不做任何事情、不去行动而只是观察，在本该期待发生相互作用的地方选择克制己身、拒绝介入，这本身就是一种最激进的行动，是对既有秩序最激进的反动。

克制之所以是一种行动，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从现实中撤退出来（并没有任何可供撤退的位置），而是因为现实自身围绕着一个空洞、一种由它自身的不可能性而构成的空洞；

正是通过不行动（仅是观察），我们暂时将自己置于这个空洞内。

反抗性的行动依然是在参与着既有的秩序，而不行动则中断了游戏规则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坍缩必须以观察为前提——因为坍缩意味着暂时中止量子波和叠加态所遵循的定律。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基本问题：如果每一次相互作用都是导致坍缩的观察，且事物仅存在于它们彼此的交互关系之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只是已确定下来的、“已经坍缩”的对象？那么，叠加态和波函数还有何余地呢？对于我们来说，那些与我们没有发生相互作用的实体，是否仍处于未坍缩状态（即处于叠加态之中），尽管它们对于自身而言已经坍缩了？因此，同一个事物是否能从一个观测点来看已坍缩，而从另一个观测点来看却尚未坍缩？“世界就像是一组彼此关联的视角集合。

谈论一个‘从外部被看见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世界并不存在‘外部’。

”但是，相互关联就意味着坍缩，那么，难道就不存在任何尚未坍缩的东西吗？

于是，我们便来到了所谓“维格纳朋友问题”（Wigner’s Friend）：无论一种观察是多么地包罗万象，它都无法把观察者自身作为其对象之一包含进去。

这是否意味着，坍缩本身也能够处于叠加态之中？是否意味着，一个对象／事件 X 内部包含着多重坍缩，不仅因为它与多个“观察者”发生相互作用，而且因为这种相互作用本身又会被多个行动者所观察？再次引用罗维利的话：“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只与全部变量中的一小部分发生相互作用，而这些变量的取值决定了‘世界相对于那个特定子系统而言的状态’。

”因此，世界就像是一组彼此关联的视角集合，而其中每一个视角在某种意义上又都是普遍的，因为它都从一个独一的视角出发来渲染整个世界。

正如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所简洁地表述的那样，作为自在之物的现实（reality in itself）（独立于和它之间的主观交互作用以及我们对它的感知），它并不是另一种更深层的现实（如康德意义上与现象界相对立的物自体 noumena）；

它恰恰就是我们的现实本身，只不过是减去了那个将主体定位于其中的裂隙（实在界的裂隙，the gap of the Real）。

因此，我们不应当把量子理论所暗示的前存在论的自在实在界（pre-ontological Real-in-itself）（一种由量子过程构成的实在界），与我们在大卫·林奇（David Lynch）或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电影中所遇到的那种前存在论的实在界混为一谈；

后者是一种不可穿透的浓密存在，它最终仍然属于幻想性／想象性的（fantasmatic/imaginary）领域。

由此产生的拉康式问题是：如何避免萨特式的二元对立——一方面是惰性的自在存在（in-itself），另一方面是构成主体的空无／否定性（void/negativity）；

换言之，如何说明这样一种主体能够从现实内部涌现出来。

我们实际上可以把握到某种东西：它在自然之中就已经将“凝视”（gaze）捕获、纳入其自身，并且将其配置在“凝视”于人类象征关系里所承担的运作之中。

我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存在着某种东西，它建构了一种断裂（fracture）、一种二分（bi-partition）、一种存在自身的分裂（splitting of being）；

甚至在自然界之中，存在本身也不得不适应这种分裂。

祖潘契奇完全有理由指出：在认识论层面上，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是可通达的，仅仅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裂隙——它构成了主体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

在这一精确意义上，匮乏的主体（$）以一种否定性方式与“客观现实”（由科学所分析的现实）相互关联，而主体在结构上则被排除在这一现实之外——如果主体消失，或者说如果主体彻底坠入现实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对象），那么“客观外部现实”也将随之消失。

但是，这何以可能？一个使我们能够把现实看作成在外部的裂隙，如何能够出现在现实自身内？拉康的回答是明确的：那种将主体性理解为从自然的生物学过程中逐渐涌现的进化叙事是不充分的；

在“自然”现实的自身内，必然已存在一种断裂。

我甚至进一步提出一个假设：这正是为什么一种真正的唯物主义需要量子力学。

通过将观察（对事件进行记录）纳入事件自身的本体论一致性内，只有量子力学才在“自然”现实的最基本结构之中镌刻出一种根本性的断裂。

但是我们再一次回到这里发问，究竟什么才算是观察？实验已经证明，当一台机器进行测量时，坍缩就已经发生，而不仅仅是在某个有意识的观察者观看结果时才发生：

如果我们对粒子进行了测量，但却不去查看测量结果，会怎么样？理论上，如果我们对光子的路径一无所知，那么干涉条纹应该仍然存在。

但在现实中，如果我们测量了剩余光子的能量，却把这一结果保密，那么干涉条纹并不会重新出现。

依托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以及量子物理学，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采取了相反的路径。

他的前提是：意识并不是可计算的，它无法以计算机模型来解释，因此我们必须诉诸某种更为根本的维度来说明它。

哥德尔定理关注的是形式公理系统中“可证明性”的边界。

第一不完备定理指出：在一个一致的公理系统中，只要其定理能够被某种有效程序（即算法）列举出来，那么该系统就无法证明关于自然数算术的所有真命题。

第二定理是第一定理的延伸，它表明：该系统无法证明自身的一致性。

这一观点与海德格尔的观点之间，难道不存在着一种耐人寻味的共振吗？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分析我们日常对工具的使用时指出：我们只有在工具发生故障时，才会真正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我使用锤子时往往是无意识的，依赖长期实践所形成的习惯，使这个对象对我变得透明；

但当我用力过猛挥动它、锤头从长柄上脱落时，我才会真正意识到它的存在？

彭罗斯借用了量子计算的基本性质：信息的比特（量子比特，qubits）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例如同时处于“开启”或“关闭”的位置。

这些量子态以“叠加态”（superposition）的形式同时存在，随后再凝聚成一个单一的、几乎瞬时完成的计算结果。

当大量对象——比如一个完整的电子系统——在同一个量子态中协同作用时，就会发生量子相干（quantum coherence）。

这与我们的意识有什么关系？彭罗斯在这里引用了斯图尔特·哈默罗夫（Stuart Hameroff）的观点：量子相干发生在微管（microtubules）之中，而微管是神经元内部的一种蛋白质结构。

哈默罗夫认为，微管正是彭罗斯在其理论中所寻找的量子装置。

在神经元中，微管有助于调控突触连接的强度，而它们的管状结构可能使其免受更大尺度神经元内部环境噪声的干扰。

彭罗斯认为，微管的对称性以及晶格结构“带有某种量子力学的气息”。

首先，大多数科学家都拒绝接受哈默罗夫关于“微管是量子装置”的观点。

其次，尽管哈默罗夫关于微管的观点在局部上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描述的是发生在我们大脑中的过程），但他的整体立场却是唯心主义的（直白地说，他认为意识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实体）；

而“彭罗斯是一位无神论者，他自称‘是非常唯物主义和物理主义倾向的人’，并且他对那些借用量子非定域性与纠缠理论来支撑超自然信仰的新纪元运动参与者感到不满。

”然而，彭罗斯在这一点上似乎也存在动摇，他声称“原初意识（proto-consciousness）无处不在”：

每当宇宙中发生一个决断，就会产生某种原初意识（proto-consciousness）的元素。

我说的并不是大脑，我说的是一个被置于两个位置叠加态之中的对象。

比如说，你让一粒灰尘同时处于两个不同的位置。

随后，在极其短暂的一瞬间，它将变成其中一个位置，而不再同时处于两者。

它究竟会变成哪一个呢？这就是一种选择。

这是宇宙作出的选择吗？还是说，是这粒灰尘自己作出了这个选择？也许，这是一种自由的选择。

对此我毫无头绪。

在某些段落中，彭罗斯将这条道路贯彻到底，并得出了一个唯心主义的结论：“以某种方式来说，我们的意识正是宇宙之所以存在于此的原因。

”维格纳（Wigner）是公开表达这一结论的人：只有当意识（一个有意识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台机器——对测量结果进行注册，一次测量才算真正完成。

而在关于波函数坍缩的争论中，费代里科·法金（Federico Faggin）采取了最激进的立场，他主张意识与自由意志是根本性的，并且是非算法性的。

量子信息由它们产生，而量子—经典物理世界又由量子信息产生。

意识是一种量子现象，而数字计算机作为经典的、算法性的系统，无论其复杂程度达到何种水平，都永远不可能具有意识。

法金认为，现实由“一种不可分割的能量”构成，这种能量“具有经验自身并认识自身的欲望和能力”，他将这种能量称为“One（太一）”。

按照法金的说法，太一存在于一种超越我们经验现实的“更广阔的现实”之中，而在那里存在着许多个 “太一”：

因此，真正的实体就是这些意识场（conscious fields），而它们会在自身的场域内部形成符号，通过这些符号与其他场域——也就是其他实体——进行交流。

与当代物理学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这些场具有内在的意义结构以及意识经验，就像我们一样。

这些符号具有意义，而这些意义能够被意识场所理解……物质不过是意识实体彼此交流、借以认识自身时所使用的信息。

从抽象层面来看，这一立场不过是莱布尼茨单子论（monadology）的一个新版本——那么，量子物理究竟是如何被引入其中的呢？法金的观点是：叠加态向单一现实的坍缩，乃是太一的一种有意识的自由行动。

太一可以是任何发生着叠加态的实体，或者说，任何容纳叠加态的实体，甚至包括最微小的亚粒子，因为一切存在都不过是这样的太一——它们拥有意识与自由意志。

太一知道叠加态之中所包含的一切可能选择，然后自由地从中选择一个，而这一选择便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当然，我完全拒绝这种解决方案。

叠加态的坍缩是偶然的，但这种坍缩依然遵循概率原则。

坍缩是偶然的，但它并不是自由行动的结果：自由决断并不是一种偶然行为，而是一种由决断本身所规定的行动。

如果我们通过预设意识和自由意志来解释量子现象，那么我们的做法就像那些糟糕的神学家一样：他们为了说明自然和历史，而假定了一个自由全能的上帝；

也就是说，他们试图用一个更大的神秘去解释经验世界中的谜团与奥秘。

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与罗维利（Rovelli）完全相反的极端。

对于罗维利而言，使量子叠加态发生坍缩的“观察”与意识毫无关系，因为这种观察发生在任何不同粒子之间的物质性相互作用之中。

当两个电子以某种方式发生相互作用，从而使信息在二者间传递时，一次观察便发生了，尽管这里的信息量极少——一个电子所能够“吞下”的不过只是一个简单的量子比特（例如“向上”或“向下”），而人类则持续不断地处理着海量的信息。

对于我们而言，“观察”至少是意味着某种最低限度的被动性（“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在观察它”）；

然而在量子物理学中，每一次观察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相互作用，它会干扰被观察的对象或过程。

这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那些试图界定某种认知模式的努力，这种认知模式并不涉及任何有意识的自我意识，甚至不涉及有时被归于高度进化动物的那种自我意识。

在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时，迈克尔·马德尔（Michael Marder）令人信服地提出：“植物是延展性的思维实体（ res cogitantes extendentes）。

”“植物通过其身体的主动延展，不断扩展自身的认知；

与此同时，它们的功能性认知装置也随之延伸。

不仅如此，植物还会主动将其认知过程延伸到它们持续参与其中的环境之中，而这种环境本身又容纳着大量植物自身的生化物质。

”这种反笛卡尔的方法（拒绝思维实体[res cogitans]与广延实体[res extensa]之间的本体论区分）与任何新纪元式的生命神秘主义蒙昧论毫无关系——它始终坚定地立足于科学唯物主义的领域之中。

罗维利及其他学者提出的这种互动性的观察概念，构成了后来被称为“关系量子力学”（Relational Quantum Mechanics，RQM）的理论框架。

然而，它在解释量子力学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时遇到了困难：在纠缠粒子的情况下，如果 A 测量了其中一个粒子的自旋，那么他就能够知道另一个粒子的自旋是什么，甚至无需等待 B 的消息——尽管 B 才是将要测量那个粒子自旋的人。

或者，更谨慎地说，他能够知道任何要去测量另一个粒子自旋的观察者会看到什么结果。

马泰奥·斯梅尔拉克（Matteo Smerlak）和罗维利愿意为其关系主义观点付出的代价是：他们拒绝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即贝尔定理（Bell’s theorem）的违反证明了非定域性（non-locality）的存在；

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关系量子力学（RQM）版本能够保住定域性：“为了说明 EPR 关联，我们并没有必要放弃定域性。

”（译者附：EPR关联指量子纠缠的核心关联效应，打个比方：两只手套各自都没有 “左” 或 “右” 的属性，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规则 ——“我俩永远相反”；

直到你看其中一只的瞬间，它才随机选出一个方向，同时另一只也瞬间对应出相反方向。

EPR 关联的核心：不是两个确定的东西互相关联，而是两个不确定的东西，被一个共同的关系绑在了一起。

）

从关系主义视角来看，所谓“量子非定域性”只是一种错误的幻象，它源于一个根本错误：忽视了所有物理系统本身都具有量子性质。

首先，什么是定域性？“我们把定域性定义为这样一条原则：两个在空间上彼此分离的事件之间，不可能发生瞬时的相互影响。

”“我们将论证：如果采取关系量子力学的视角，那么 EPR 类型的关联并不违背这一原则。

”关系量子力学（RQM）的基本公理是：物理现实由各独立的量子事件（事实）构成，而这些事件正是不同相互作用的系统（对象）彼此影响时产生的。

因此，量子事件被认为只存在于相互作用之中；

而且（这是核心观点）每一个量子事件的性质，都只是相对于参与该相互作用的系统而言的。

不同观察者能够对同一个物理性质的现实状态给出不同描述。

这一事实意味着：一个事件是否发生，并不是某种绝对真实或绝对不实的事情；

它只是在与某个特定观察者的关系中才是真实的。

请注意，在这里，“观察者”可以是任何物理系统……哥本哈根学派所特权化的观察者，被相对化为由一切可能物理系统构成的观察者复数；

因此，观察者本身也不再能逃离量子力学规律的支配。

在 EPR 情形中，我们恰恰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两个纠缠粒子分别由两个独立的观察者（A 与 B）进行测量，因此……

A 与 B 可以被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观察者，他们分别对 α 与 β 进行测量。

他们测量结果之间的比较……不可能是瞬时完成的；

换言之，它要求 A 与 B 处于因果接触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于 A 而言，B 必须被看作一个普通的量子系统（当然，对于 B 而言，A 同样也是一个普通的量子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 A 与 B 不能交流各自的经验。

事实上，无论采取哪一种描述框架，经验交流的可能性都存在，而且在两种框架之中，一致性（consistency）都能得到保证。

只有当我们违反关系量子力学（RQM）的根本规定，坚持相信存在一种关于世界事态的绝对外部描述，并且试图把不同观察者所对应的现实状态并置起来时，矛盾才会出现。

正是在这个精确意义上，斯梅尔拉克和罗维利与爱因斯坦拉开了距离，同时指出：“爱因斯坦提出 EPR 的最初动机，并不是为了质疑定域性，而是基于对定域性的坚定信念，去质疑量子力学（QM）的完备性。

”

关系量子力学（RQM）是完备的，因为它穷尽了关于自然能够被说出的一切内容。

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RQM 也可以被理解为揭示了：任何单一观察者对现实描述的不完备性：A 可以测量 B 的指针变量（pointer variable），但是由 B 所描述的事件集合，与由 A 所描述的事件集合之间，存在一种不可化约的差异。

正是在这一特殊意义上，可以说 RQM 揭示了单一观察者版本的哥本哈根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

因此，爱因斯坦对于 EPR 关联揭示了哥本哈根量子力学中某种深刻的缺失之物的直觉，可以被理解为是正确的：哥本哈根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就在于：它忽视了所有观察者本身也具有量子性质；

而这种忽视最终导致了各种悖论，例如 EPR 所揭示出来的那种看似违反定域性的现象。

当李·斯莫林（Lee Smolin）声称“时间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不具有幻觉性质的东西”时，我倾向于赞同他的看法。

与之相反，空间则是“最终的幻觉”。

而且，当他根据近年来那些显示出相距遥远的粒子之间存在超光速联系的实验结果得出这一结论时，我同样倾向于赞同他：

在这里，很难回避拉康（Lacan）所创造的一个术语——“实在界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the real）：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果存在两个纠缠粒子，而我们测量了其中一个粒子的自旋，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或者说，并不那么简单地）宣称：我们的测量／观察（measurement 与 observation 并不完全相同）改变了它的行为，使其“坍缩”为一个确定的数值；

与此同时，另一个粒子也发生了“坍缩”，并改变了自己的行为。

众所周知的问题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以任何方式与第二个粒子发生相互作用，那么第二个粒子究竟是如何“知道”第一个粒子已经被测量／观察了，并因此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似乎只存在两种解释：要么是两个纠缠粒子之间发生了瞬时（超光速）的通讯；

要么是信息沿着时间反向运动。

（也就是说，第一个粒子回到过去，并以某种方式让第二个粒子提前知道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在这里，引入引力（gravity）的概念是否能够提供某种帮助呢？

我们在这里应当引入一个最小限度的裂缝（gap）：一边是事物在其直接、粗粝的原初现实中的存在，另一边则是这种现实在某种媒介（即大他者[big Other[的媒介）中的注册；

后者相对于前者总是存在着一种延迟。

在注册发生之前，许多事情就正在发生；

在这个幽暗的空间中，“正常的”自然法则不断地被悬置——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你必须在 x 日搭乘飞机，因为第二天有一笔巨额财富等着你去领取；

但你手头却没有购买机票的钱。

然而随后你发现，这家航空公司的记账系统存在一个漏洞：只要你在抵达目的地后二十四小时之内补交机票费用，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你在起飞之前其实并没有付款。

一个粒子所拥有的能量可以发生剧烈波动，只要这种波动发生在足够短的时间尺度之内。